思想的突破：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及价值
——《心学视域下的晚明艺术思潮》序
张新民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
张婷婷《心学视域下的晚明艺术思潮》一书，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先是顺利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随后又成功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现在已正式见客问世了[①]，作为看着她不断成长进步的父亲，我当然感到无限的忭忻慰藉。她在大量积累问题意识，反复爬梳资料寻求解决路径的过程中，每有思想脉络理路的重大创获，或寻绎出了合理圆融的诠释学满意答案，尤其是事前根据早期学术经验作出的不少预设或假定，居然获得了大量实证性可靠材料的证实，都会兴奋地远距离电话告我，令我吃惊她的用功之勤和慧见之新。 或许是由于我了解她写作过程中的种种酸甜苦辣，书稿正式发排之前，她曾几次反复要求我撰作一序，弁之篇首，以向读者稍作交代，我则概以亲亲相避为由，断然明确拒绝。今书稿清样已出，置于案头再次通读，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一本举贤不避亲大义，心甘情愿不请自作，爰有如下喤引文字，以为或可为读是书者增一旁助。
一、传统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婷婷撰作是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以上承孟子、象山并崛起于明代的阳明心学为分析框架，厘清其突破早已官方意识形态化的整体历史性变化线索，如何具体表现在世俗精神生活与艺术创造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而客观再现晚明艺术思潮形成的内在理路动因及外部复杂社会面相，揭示阳明心学迅速崛起的重大思想突破意义及历史影响价值。
如果稍稍回溯历史，我们即不难知道，传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整体过程，曾有过数次引起社会心理与文化发展巨大变动的重要思想性突破。
举其要者，首先即先秦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乃是对三代以来形成的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的重要突破，其中尤以儒、墨、道诸家的突破，最具有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大历史性意义。庄子认为最能代表“天地之纯”的本源性原初大道，将由于各种学说的纷争而“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便是对突破后引发的多元复杂思想格局的深层忧思，大量私门著述的问世即是无可置疑的历史证据。其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历来无异辞，甚至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天。
其次即汉晋之际“名教”与“自然”之争，突出的表现是在理论主张上以老、庄的“自然”来对抗周、孔的“名教”，同时在生活行为的实践上也一任“自然”而蔑视“礼法”，显然是对维系大一统王朝秩序的儒家意识形态信仰的一种突破。
再次则为学界多有讨论的“唐宋变革论”，无论士大夫群体政治地位的空间提高，抑或儒家的再次复兴和重建，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在学术上则为濂、洛、关、闽诸大儒的先后崛起，于是遂有吸收了大量佛教思想资源的理学新天地的开出，标志着一个颇有学术创造新精神的突破性时代的到来。
最后则以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为历史性标志，随着其心学思想的诞生、发展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不仅在儒学内部创造性地别张一军，突破程朱理学的牢笼而再开陆王一派，从此改变了有明一代的政治学术生态格局，同时也引发了晚明思想、文化、社会多方面的巨大影响声浪，其中尤以与民众世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领域最为突出，乃至产生了导致整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性风气潮流。
上述四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突破，历来关注前三次者人数颇多，讨论也极为热烈；惟深研最后一次者历来鲜见其人，更遑论系统爬梳史料撰成洋洋巨帙者。
然第四次突破既已酿成社会风气与时代思潮，则决不可能无人关注并述及。文献可举相关例证甚多，不妨试择数例较有代表性者略加说明。譬如黄宗羲反思总结有明一代学术，便明确指出：“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②]。他所谓的“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正是阳明心学思想取得重大突破并广泛传播之前，程朱理学与王朝官僚体制密切结合，从而垄断天下学术话语讨论权，无人能逃离其藩篱，乃至出现不少病态盲从异化性现象的生动写照。
而阳明与朱子有别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系统理论学说，则犹如一股发人深省的学术新鲜空气，完全改变了既有的单一沉闷的生态格局。一方面，阳明心学乃是对官学化的程朱理学的重大思想性突破，表现出儒学内部自我反思和积极改革的时代新精神，为每一主体的独立个人反身自求道德实践的本体论依据确立了基本的准则，从此开辟了体用一源的“良知”与“致良知”本体实践学的社会发展新方向；另一方面，阳明所倡导的本体论的“良知”无人不具，只要反身内观深省即必有自得，能够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广泛普遍地接受。
因而不仅“弟子盈天下”[③]，形成了涵盖面极广的不同地域学派，显示了大批知识精英由朱返王程度不同的立场转变，而且“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④]，即在民间社会亦深受其影响，虽乡村孩童也能开口说良知，明显反映出程朱理学在普通民众心中受到了挑战和削弱，以致有人怀疑“有明一代姚江之学遍于天下，而程朱几乎熄矣”[⑤]，虽未必与史实尽符，亦可见突破后阳明学盛行的场景。
二、晚明心学思想突破的学术史意义
继黄宗羲之后，四库馆臣立足于汉学立场，总结自汉以迄清初经学诠释学的六次重大变化，无论其评价是正面抑或负面，都注意到正德年间以后学术突破后的历史现象。清初的变化现象因与本文无关，可暂不置论。
至于前五次变化，一是汉人治经，皆有“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再是“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三是“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四是“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五即“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⑥]。
具见即在经学史上，正德、嘉靖以后的晚明，也自成一重要历史时期，构成了经学渊源流变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性环节。考察其具体历史原因，阳明三十九岁在卢陵知县任上，为政讲学便“惟以开导人心为本”[⑦]，无论就功夫论或政治哲学而言，都能直指最能代表人的主体性的“心”，都具有突出主体的人的终极目的或意义的第一义重要性。因此，馆臣所说的第五变，实际亦与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密契相关。
所谓“主持太过”“各抒心得”云云，正是以心学方法治经，乃至“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透过其治学取向或方法，多方面显示出来的时代新特征。而“肆”字则是对王学末流“狂禅”弊病的一种含蓄性批评，亦为思想突破后出现的一种极端化文化现象。后人称“肆者，明末王学也”[⑧]，实已有所点明。然详考其渊源流变，仍可溯至阳明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创造性新解读。尤其是其对《大学》“格物致知”说的洞见性新诠释，不仅赫然与朱子有别，挑战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而且也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不断争论，俨然构成了别开经典解读新路径的标志性公案新事件。
他的“致良知”本体实践之说，巧妙地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整合为一体，从而一方面丰富、充实了经典本来固有的深刻义蕴，创造性地开辟了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新天地；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理论话语建构有了更多经典权威的来源性依据，能够为知识群体广泛接受并有效及时地转化为社会思潮或文化风气。
阳明与朱子非惟在治学风格或实践路径的取向上判然有别，即在理论建构的整体规模或系统上也明显不同，从而体现了学术赓续发展必有的时代新风貌和个性独立特征，形成了两座人物思想符号各擅胜场的互补性对话语境与良性生态结构。正是由于有了阳明首创的心学化经典诠释发展新方向，心学才逐渐壮大并形成了与程朱理学明显有别的心学解经运动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当然，如果按照黄宗羲的分析框架，仅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展开分析，比较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两次历史性的突破，则不难发现，前者的发端显然可溯至唐代的韩愈，中经北宋二程逐渐形成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延至南宋朱子则集其大成；后者的初萌亦可追至稍早的陈白沙，中经略后的阳明遂别开理论建构与实践的新局面，降及晚出的刘蕺山修正完善而渐趋消歇。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至蕺山，则“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其间突破必所遭遇之困难，即在从前人人“习熟先儒之成说”，甚至“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⑨]。
因此，阳明之率先突破固然不易，蕺山之力求救正亦颇艰难，其作为一个思想潮流最终消歇，不能说与学派自身流弊太盛毫无关系，但也与朝廷大厦天崩地坼惨烈倒塌，一代知识精英痛定思痛，汲汲谋求重新转型改革，乃至入清愈久统治愈残酷，以致“清世考据家于理学，自别有旨”[⑩]，风气复又大变，关系显然更为密切。然阳明心学长期衣被天下，大儒豪杰不断应时而起，影响范围既深且广，依然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特别强调，阳明心学有效突破程朱理学后，影响决不限于大传统学术致思取向一端，更重要的是还引发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整体变动，包括可归属于小传统的民众习俗娱乐生活。尤其“阳明之志节事功，亦天下不可少之人”，即使不能创造性地揭出良知之说，“慕其志节事功而兴起者”[11]，历来人数亦不少。其震荡世道人心之深，转移社会风气之巨，始终不可轻易忽视。婷婷书中所引清人徐世溥的信札，便是一个极好的历史现象观察例证。
徐氏之信明确指出：“当神宗时，天下文治响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陵之博物，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川之词曲，李奉祠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12]具见无论士人精神修养方面的道德风节，或者学问取向方面的穷理博物，乃至与西学东渐有关的天文历法，与传统医学有关的本草药物，与世俗艺术生活有关的书画、词曲、字学等等，无一不是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以后，才产生的社会文化新现象。
我们虽不能说都与阳明思想突破后的时代挑激或社会影响有关，但至少在精神价值与艺术生活两个领域，阳明学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转移风气的历史作用。其中尤其在世俗艺术生活方面，以“师法本心”即表达“心灵”的存在感悟与生命境界之说为代表，阳明学的影响尤为巨大。婷婷书中列举了大量前人较少述及的相关例证，不能不说是晚明艺术史叙事学的创造性新开辟和新发展。
三、晚明心学思想突破的社会艺术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思想突破，今人蒙文通先生发挥刘咸炘之说，也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和辨识。他认为“中国学术，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魏晋之故，迩来注意及之者已多。而晚唐、晚明之故，则殊少论及”[13]。他所说的“四大变局”，正是思想突破的另一表述形式；而所谓“力摧旧说，别启新途”，也很好地概括了“思想突破”的特点。
然而，蒙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说的“殊少论及”，今天看来情况已大有改变。其中“晚唐”即唐宋时期的思想突破，最突出者即新儒家的崛起与发展，海内外的讨论已层出不穷，学术界的意见也逐渐达成一致。“晚明”即正德、嘉靖以后儒学内部的转型性变革，尽管缺乏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深入研究而显得相对冷清，但由于余英时先生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发表，局面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14]。易言之，余先生于传统中国历史上之四次思想突破，均有深刻的洞见性研究文字公之于世。
尤其是考论发轫于正德、嘉靖年间的第四次突破，则与婷婷著述的叙事时间完全契合。他认为阳明心学的迅速崛起，遂一改传统儒者固有的“得君行道”窠臼，将道德践履的场域自庙堂下移至闾巷，从而使心性义理之学得以浸润于乡间市井，激荡出社会各层面深刻变革的洪流巨浪。
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以士商互动所引发的思想转型为背景，明确指出 “十五六世纪以来，许多‘士’竟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来的”，儒学遂由政治维度转趋社会关怀，阳明实为此转捩之枢机，其“良知说”与“满街圣人”之论，“为后学开启了无限的诠释法门”。
他认为“这一现象恰好可以说明十六世纪的社会变动并不限于经济和政治的领域，而必须扩大到社会心理的方面。”[15]概括地讲，阳明心学以“觉民行道”为标识的思想突破，非惟重构了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更深植于日常生活肌理之中，化为晚明社会转型之核心推力，影响不可谓不深刻巨大。
如同既有研究成果多囿于学科观察视野范围，譬如哲学史家往往将精力聚焦于心学自身思想脉络变化的梳理，文学史研究者则将兴趣投入心学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关联性分析，艺术史家则将心力注入心学史与艺术家个体创作互动关系的探讨上一样，余英时尽管已注意到“觉民行道”社会运动范围的广大，叙事题域不仅涉及白话小说的兴起和民间宗教的勃发，同时也牵连印刷业的扩张与宗族组织的强化等共生性社会文化现象，但其主线仍以“士商互动”为叙事框架的轴心，遗忘了思想裂变与艺术革新之间必有的深层历史联系，宛如一幅巨型历史画卷缺少了必要的核心场景，依然留下了可以补白的学术探讨空间，需要更多的年轻学者来加以丰富和完善。
严格地讲，思想、文化、艺术同根异枝，均不可能脱离共同生长的社会土壤，必有深藏密布的根源性网络式关联。因此，思想史的突破往往能引发社会思潮的整体性变动，而艺术表现形态的转型性调整变化恰为此整体变动最具象的时代表征。举其要者，如傅山提出“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16]，即标志着晚明艺术从政治教化转向了个体生命体验的直接抒写；董其昌以禅喻书画，则是于墨色间求“淡”之玄境；虞山琴派严瀓融通儒释，更是化琴音为“可儒可禅，亦玄亦史”，再现了心性的镜像，展示了“淡远”的况味；汤显祖以“至情说”打破理学藩篱，于氍毹之上建构“有情天下”，亦最能传达风气变化的时代信息。
凡此种种，均无不与心学运动引发的社会思潮新变动密不可分，亦说明艺术社会生活实为思想突破后最敏感和最生动的镜像，是精神价值及人格情操转化为现实创造最直观与最具体的显影，而思想突破所必具的哲学创进精神又为艺术革新最重要的中坚内核，直接昭示了思想理念与艺术审美之间必然存在的密契张力。
惜乎善治哲学史者仍鲜少深入分析内在思想理路对艺术精神的浸淫濡染，精研艺术史者又疏于探讨寻绎艺术创造精神背后必然潜藏着的哲学灵思理路的支配原理。婷婷之所以发奋撰作是书，目的即在于弥补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历史缝隙，改变单线条文本写作必然出现的片面性叙事缺憾。
《心学视域下的晚明艺术思潮》一书，不仅打通了思想史与艺术史写作叙事长期存在的文本隔阂，同时也消解了艺术史与社会史交叉互动观察视野不应有的裂隙，从而以社会文化史的宽广叙事学视野，透过复调般的结构性写作手法，将整个晚明时期阳明心学的历史性突破、社会集体心理结构的转型性变动、艺术思潮与实践创作复杂多元的革新，统统巧妙地熔铸为一炉，客观如实地再现了思想突破之后，不同阶层的士人群体如何借助各种差异性的艺术语言形式，重塑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活泼精神品性与多元文化气质。
作者在撰述过程中除了甄采大量实证新材料外，还明显表现出一种多学科综合交叉运用的方法论自觉，既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再次重新突围，极具尝试树立新典范的创新勇气与学术意义，同时也是晚明思想突破社会运动研究的一次再梳理和再总结，颇有激人拓宽思想观察视野及深化历史叙事内容的借鉴启示作用。
婷婷谦称她的著述难免不有青涩之笔，表现出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严谨治学精神。我知道她的撰作是长期埋头苦读换来的成果，惟进取与谦虚则是祖辈传下来的家风，在她身上仍有体现，令我感到难以言说的高兴。她以问题意识为经，以实证材料为纬，勾勒思想与艺术复杂互动的历史生态图景，再现艺术审美与社会生活交织互渗的活泼人物行为场面，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治学规模和论证风格，也显示了一代学人的胸襟抱负和学术旨趣，所谓“智过于师，方堪传受；智与师齐，减师半德”[17]，师生关系固然应该如此，血亲关系又何尝不可如此。
作为父亲，我当然知道她的进步和成长来之不易，视她点点滴积累起来的成果为自己的生命瑰宝，但更希冀她能一如既往地深耕细耘，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臻至圆融胜境。该书的出版问世只是一个开始，相信必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动相关题域的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也祝愿她有更多的心智淬炼出来的成果贡献给社会与时代。
乙巳年初夏谨识于病痛之中，时年七十又六
[①]张婷婷：《心学视域下的晚明艺术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O《姚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
[③]《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169页。
[④]《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⑤]蒙文通：《史学甄微》，《蒙文通全集》，蒙默编，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479页。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
[⑦]钱德洪：《年譜一》“正德五年庚午”条，《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二“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98页。
[⑧]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吴仰湘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5页。
[⑨]以上均见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梨洲文集》，陈乃干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1页。
[⑩]蒙文通：《史学甄微》，《蒙文通全集》，蒙默编，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479页。
[11]以上均见成瓘：《箬园日札》卷八《春晖载笔•附考朱王异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90页。
[12]徐世溥：《与友人》，周在浚等輯：《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之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1-52页。
[13]蒙文通：《史学甄微》，《蒙文通全集》，蒙默编，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471页。
[14]余英时有关正德、嘉靖以后思想突破的论著，主要有《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收入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收入《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收入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收入《余英时文集》第10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从政治生态看朱熹与王阳明之间的异同》，收入《余英时文集》，第10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合观其所有相关文字，可说不仅题域广大，而且自成系统。鉴于篇幅，暂无从讨论，读者自可参阅，并与本文所论新著比对，以见学术研究代际发展之过程。
[15]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56、565页。
[16]（清）傅山《霜红龛集·杂记》，见乔志强编著：《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140页。
[17]［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德山鉴禅师法嗣》，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488页。
书名：心学视域下的晚明艺术思潮
ISBN：9787010271750
作者：张婷婷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5月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单价：158.00
内容简介
阳明心学以“心”为核，构建了独特思想体系。后学传承中不断分化拓展，有力推动了社会思想变革，广泛渗透至艺术诸领域。 受心学浸润，晚明艺术呈现新变。艺术家愈发注重挖掘个体内心体验，抒发人性真情、彰显自我个性。他们或于创作中寄寓情志，追求心灵的自由本真；或借扭曲、变形等技法，打破传统艺术桎梏，探索创新路径；或以梦境为蓝本，试图在尘世喧嚣之外构筑一方艺术的“理想国”。书画笔触、琴乐音声、戏剧舞台，皆力求呈现最本真的情感，引发观者心灵共鸣。这种对人性的深度剖析与展现，产生了强大的艺术震撼力，掀起晚明兼具浪漫主义色彩与反叛精神的艺术风潮，成为晚明艺术的独特标志。 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传统心学的实践理论在丰富生命人格、指引以心为艺、创作饱含真情实感的艺术作品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值得汲取思想智慧。
作者简介
张婷婷，贵州贵阳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协理论评论专业委员会委员。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青年项目、江苏省社科优青。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含合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省部级项目等多项。相关学术成果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王国维戏曲论文奖、“梅兰芳研究青年论坛”十佳论文等。
目录
序
绪论
甲编 向“道”而悟
第一章 从“谀颂”“复古”迈向“心灵本真”的艺术思潮变迁
第二章 晚明艺术在心学影响下的转向
第三章 王阳明悟道历程与本体实践哲学特点
乙编 发乎本心
第四章“天人合一”之悟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第五章 书法：心正则笔正
第六章 从“琴者，禁也”到“琴者，心也”
第七章 戏曲：感激良知，造化无工
丙编 以心言情
第八章 心统性情与情性张扬
第九章 欢曲：发乎真情，任情而行
第十章 琴乐：“琴禁”与“琴心”的中道调和
第十一章 绘画：自然之悟与艺术真情
丁编 真谛俗谛
第十二章 真心与欲望：良知指引下的艺术之真
第十三章 代去杂欲：对“雅”归正性审美的追求
余论 正心诚意，心体求雅
结语 晚明艺术思潮的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转自“儒家網”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