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赣州始揭“致良知”

《明史·王守仁传》载：“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论学的宗旨和核心，这三个字既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完整地表述出来，标志着王阳明良知心学体系建构的最终完成。

始揭致良知之教。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及升华有一个复杂过程，学界对于“始揭致良知”的时间、空间及其过程存有分歧。在阳明弟子钱德洪、邹守益编著的《阳明先生年谱》中，判定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不过此说与嘉靖二年（1523）阳明自述“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谜。向在虔时，终日论此。……仕鸣过虔，尝与细说”（《答薛尚谦》）相抵牾。按《年谱》所记，居虔时在正德十五年（1520），现存赣州通天岩摩崖石刻中有王阳明及其门人邹守益、陈九川、周仲等诗文题刻与此印证。

赣州·通天岩

正德十五年夏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返回南赣巡抚驻地赣州，溯赣江而上，经泰和县时，与友人罗钦顺书信往来，探讨《大学古本》及朱子相关学说，其间就开始酝酿“致良知之教”。至秋七月、八月、闰八月间，王阳明与门人陈九川、欧阳德、邹守益、夏良胜等在赣州城西名胜通天岩讲学论道、诗文唱和，其间正式提出“致良知”宗旨并与门人分享。《传习录下》“陈九川录”“阳明语录”中较为详细地揭示了王阳明与门下弟子讲学中提出“致良知”之说的过程，与其自述“向在虔时，终日论此”相吻合。短暂停留后，是年九月王阳明返回南昌，与诸生系统宣讲、阐述“致良知”之教。在给弟子邹守益的信中，他将“致良知”比喻为“操舟得舵”，“虽遇颠风逆浪”，只要“舵柄在手，可免沉溺之患矣”。至次年五月，王阳明集门人于庐山白鹿洞，在当年朱熹和陆九渊讲学论道之处，开坛讲授他的“良知”之道，“致良知”之说遂广布于天下。

嘉靖改元后，王阳明居越守制，闭门讲学，专提“致良知”三字宗旨，得到了门人的热烈反响，“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而喜”。当时有人请他去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主题可讲，他立即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寄邹谦之》）晚年征思田途中，他写信谆谆告诫儿子正宪，强调“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

百死千难悟良知。王阳明对“良知”的自悟自得，是伴随着一番曲折的生活经历和艰难的求学历程。他曾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

青年时代，王阳明重视《大学》中的“格物”，正德三年龙场悟道之后，他一方面建立了自己与朱学不同的对“格物”的解释，另一方面把《大学》的重点改变为“诚意”，认为“大学工夫只是个诚意”，用诚意来统率“格物”。此后的一段时间，“致知”在阳明思想中并没有确定的地位，即使偶有提及，其解释和用法也仍未摆脱朱学的影响。

科举入仕后，王阳明先是上疏触怒刘瑾被贬谪龙场，九死一生。复出后巡抚南赣，在军事上一举荡平了“山中贼”，在王阳明看来，只有清除了“山贼”们心中的“贼”，唤醒他们被泯灭的良知，才有可能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继而平定宸濠之乱，在为国家稳定做出卓越事功的同时，自身却再一次陷入纷乱的政治争端中，命运再次面临转折。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王阳明选择急流勇退，在多次乞归省葬而不果的情况下，返回南赣巡抚驻地赣州，专心讲学，避世远害。正德十三年，薛侃在赣州首刻的《传习录》中已经孕育了“良知之教”。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在通天岩正式提出了用以概括其一生学术精髓的“致良知”。王阳明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在赣州时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之后，他常以“正法眼藏”称道良知宗旨。

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致良知”学说的横空出世，于思想领域的启蒙意义，正如黄宗義《明儒学案》所评价的，“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于社会领域，它是对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回应，也是对“人欲横流”社会的救赎。明末清初史学家张岱评论道：“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石匮书后集》）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提出，也是与当时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面对社会的种种弊端，用什么来拯救国家，用什么来拯救社会，是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思考的问题。

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悟出内心深藏的“良知”，是其平生学术和事功的相互激发的产物，而终极动力则来自“气节”，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是明王朝由稳定走向危机和衰败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上自最高统治者，以及贵戚、宦官、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乃至贩夫走卒、奴婢童仆，都在追逐生活的奢靡，逐名于朝，逐利于市，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颓废。但凡有识之士，都在探寻社会改良的途径。

王阳明在南赣山中平乱的经验告诉人们，武力可以对付山中的乱民，可以解决“山中贼”，却对付不了“心中贼”。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刀枪武力无济于事，其弦外之音则是若不解决道德问题，社会的长治久安便是空话，揭示了道德教化在国家以及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王阳明在南赣平乱后，又在地方讲学，推行乡约，进行社会的综合治理，以破“心中贼”。王阳明极力主张“教化”，希冀通过“致良知”重建社会秩序。如果人人都克去私虑杂念，恢复自己被掩盖、被泯灭的良知，都从自身做起，都按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办事，就可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稳定和谐。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思想的根本所在。正如王阳明一直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把良知扩充到现实的生活经验中去，才能建构一个合乎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对王阳明来说，其良知学说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理论探索，而更多的是试图改变当时社会现状的实践，或者说是经世致用的人文关怀。正如王阳明临终前所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心中思索的光明，正是“良知”所散发出的光彩。时至今日，阳明心学依然散发着时代光辉和永恒魅力，其中的“致良知”思想，对于个体道德本性的觉醒以及社会群体道德自觉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

注：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0日第六版，后被《赣南日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