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首刻于赣州
《传习录》作为王阳明语录的荟萃，集中体现了阳明学术思想的精髓。自正德七年（1512）徐爱首辑《传习录》一书以来，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不断传抄或续刻，成为传刻较多、流布较广的阳明文献。尤其是正德十三年，潮州弟子薛侃首刻《传习录》于赣州，一度使赣州成为阳明学传播的中心。首刻本成为其后诸本的底本，逐渐演为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首刻本亦孕育着阳明宗旨“良知之教”，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传习录》书影
明嘉靖二十九年王畿重刻本
成书复杂，版本多样。正德七年，徐爱为传承师说，收集、整理阳明论学语录，编订最早版本《传习录》一卷。其后，阳明弟子掀起了一股整理师说的高潮，纷纷参与阳明语录辑录、刊刻工作，至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刊刻《王文成公全书》，于全书之首收录《传习录》三卷，即今之通行本《传习录》（以下简称“通行本”）。整体来看，通行本大致经历了初刻、续刻、定型三个阶段。
初刻《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上卷形成过程。正德七年腊月，徐爱与王阳明同舟归越中论学之后，未经阳明之首肯，“私录”阳明之语，辑订抄本《传习录》一卷。正德十三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抄本，在此基础上，又与陆澄各自手录一卷，共录有一百二十九条。薛氏在协助王阳明平定南赣动乱之余，将徐爱、陆澄及自己三人所录三卷合为一册，初刻成《传习录》一书（以下简称“薛本”），即今通行本上卷。
续刻《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上卷与中卷形成过程。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任绍兴知府之时，以薛本为上册，选编《答徐成之》等九篇阳明论学书信为下册（相当于今通行本中卷书信），并命其弟南逢吉校对，两册汇刻成《传习录》（以下简称“南本”）。南本刊刻之后，聂豹、陈九川、范庆、王畿、孙应奎、沈宠、钱錞等阳明后学以及南大吉自身，在南本基础上不断增刻或重刻，调整编排次序或改变书信数量，《传习录》版本不断完善，推进了阳明学的传播与发展。
《传习录》续录，即通行本的定型。首刻南本之后，阳明弟子纷纷续录与刻印《传习录》，形成了不同种类的阳明语录流传。为使各版本《传习录》与阳明学说“归一”，钱德洪与同门不断增订、精编阳明语录。嘉靖三十三年，增刻《续传习录》二卷，大体完成了今通行本下卷。嘉靖三十五年，钱德洪吸收同门曾才汉辑刻《遗言录》，在湖北蕲州增刻《传习录》，即通行本祖本。其后胡宗宪、王宗沐等多次重刻，至隆庆六年，谢廷杰于江西刊刻《王文成公全书》，将胡宗宪刻《传习录》三卷置于全书之首，即今通行本大致定型，后世所刊《传习录》几乎源自通行本。通行本内容精炼，体例得当，影响巨大，流传至今。
从正德七年徐爱编订《传习录》至隆庆六年谢廷杰所刻通行本，《传习录》经过陆澄、薛侃、南大吉、聂豹、陈九川、欧阳德、孙应奎、钱德洪等阳明后学对文本几十次增删、刊刻，形成了交织层叠的传刻体系。
潮州薛侃，首刻于赣。纵览《传习录》的形成史，成书过程极具复杂多样，刊刻地点极具地域特色，与明代刻书业的地域分布较为相符。如聂豹、朱衡等刻于福建，南大吉、谢廷杰、陈龙正等刻于浙江，欧阳德、钱錞等刻于江苏，邹守益、钱德洪等刻于安徽，薛侃、王宗沐等刻于江西。尤其是潮州弟子薛侃在江西赣州首刻《传习录》，让赣州在《传习录》刊刻地域上占有重要一席。
史料所载《传习录》首刻于虔（即赣州）。钱德洪编辑的《王阳明年谱》，以时间顺序记录了王阳明的主要生平事迹，其中有数条薛侃首刻《传习录》于赣州的记述，如正德十三年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嘉靖三年十月，弟子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事迹中亦提到“《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九年萧彦所刻《传习录》，王畿所作“序言”有言：“阳明先师《传习录》始刻于赣”。清人沈佳撰《明儒言行录》沿袭了“刻《传习录》于虔”这一观点。由此可见，浙中王学两大领军人物钱德洪、王畿及后世学者皆明确指出薛侃首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
今知名学者称《传习录》首刊于赣州。陈来在《< 遗言录>与< 传习录>》中言称，《王文成公全书》所录《传习录》三卷，其中上卷为徐爱、陆澄、薛侃所录阳明论学语，最初由薛侃于正德十三年刻于虔州，习称“虔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探讨明代贵州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之时，论及《传习录》，认为正德十三年薛侃于虔州所刻《传习录》，是为最早之初刻本。此外，国外阳明研究专家亦指出《传习录》首刊赣州。日本著名阳明学家冈田武彦在《王阳明大传》中认为，正德十三年即王阳明四十七岁之时，门人薛侃于赣州刊行《传习录》。日本著名哲学家高濑武次郎在《知行合一：王阳明详传》亦称，《传习录》最开始由薛侃在虔州刻制。由此观之，《传习录》首刻于赣州的观点，已得到中外学者普遍认同。
刻传于世，广为流布。明代《传习录》屡次刊刻，各个版本极具差异性。在众多版本中，薛侃刻印了《传习录》最初定本，南大吉开启了《传习录》结构上“语录+论学书”的经典模式，钱德洪整理修订了《传习录》定稿本，谢廷杰刊刻了流传最广的通行本。尤其是薛本首刻于江西赣州，该版本相较于通行本，虽比较粗制，却意义重大。
首刻《传习录》让赣州成为正德年间阳明学传播中心。赣州作为南赣巡抚治所，王阳明一边平定地方动乱，一边讲学传道。薛侃作为王阳明在赣州的得力助手，不仅协助王阳明完成了《朱子晚年定论》的整理，同时也完成了编订《传习录》的刻印。徐爱编订的《传习录》为手抄本，以抄本形式在王门流传，时有遗失，传播与影响范围较小。薛侃在赣州首刻《传习录》，开启了阳明弟子有意识地记录阳明语录的习惯，完成了从抄本到刻本的转变，极大推进了阳明学传播。《传习录》在赣州的刊刻，吸引了大批弟子前来赣州问学，一时之间，赣州成为阳明学传播中心。
首刻《传习录》成为后世刊刻版本的底本，孕育着阳明学宗旨“良知之教”。薛本首刻于王阳明生前，必经阳明审阅，保存了嘉靖时期书籍刊刻的原貌，版本亦颇具权威性。以薛本为底本，不仅可以推知与其后诸本的传承关系，也可以在校勘上作为重要参照依据。薛本所录阳明语录，揭示出阳明学处于重要转变期。对于习惯朱子学话语的门人弟子，始闻阳明之学，时常困惑与怀疑，“无入头处”或“思之既久”，阳明学未摆脱朱子学的影子。同时，阳明与弟子论学触及“良知之发”“致其知”，聂豹有云：“今之为良知之学者，于《传习录》前编所记真切处，俱略之。”薛侃首刻《传习录》，孕育着“良知之教”，促使了王阳明对良知学说的始揭与阐发，推动了阳明学说的传世流布。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0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