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歌来阐释六谕的作法很常见。明代以俗语或歌诗来教化乡人是行之既久的做法。贺钦（1437-1510）在义州教化乡里童子，将周敦颐的希圣希贤之章“悉以俚语易其辞，揭诸壁，使童蒙熟诵”，且重视以诗化乡人，曾说：“今人于晏会，若制为歌诗，辞语明白，不必文饰，令左右人歌之。”在一般的宣讲场合，比如书院讲学，童子歌诗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例如，明代东林书院的讲会仪式中，就有童子们歌先儒之诗的环节，所歌之诗二十四首，内有王阳明的《咏良知》及《夜半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二诗。在明人的乡约实践或讲会之中，也多有童子歌诗的环节。嘉靖末年徽州知府何东序在徽州府行乡约时即要求，乡约除了约正、约副、约赞之外，“又得读书童子十余人歌咏诗歌”。更重要的是，诗歌具有韵律，朗朗上口，易于传习，更容易打动人，因此是面对普通民众最好的教化与传播手段。在明代六谕诠释史上，较早以诗歌的方式诠释六谕并且留下了重要的影响的，是阳明学派的学者罗洪先。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迁左春坊赞善，嘉靖十九年（1540）以上疏忤旨被黜为民，自此家居不再出仕，隆庆初赠光禄少卿，谥文恭。他是16世纪阳明后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被归入江右王学，更以其学术上崇尚归寂主静而与聂豹（1487-1563）同被归入阳明后学的归寂派，归寂派区分体用为二，而重视培植根本，在体上用功，与当时一元论的趋势不相符，故其后学衰微。阳明学者对于基层社会的投入与关注，已为不少学者揭示。作为一个阳明学的信徒，罗洪先对于基层教化有强烈的兴趣，并且亲身实践，留下了有影响的文本。有学者指出，在罗洪先的政治思想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即“导其自适”的教化思想。他确实曾说：“圣人之为教，非以绳束也，导其自适而已。”教化对罗洪先来说，是优先考虑的。他乡居后，尤其重视宗族建设与乡约教化，为相关乡约撰写序言。嘉靖三十八至三十九年（1559-1560），罗洪先曾在家乡吉水县同水乡推行乡约。在嘉靖朝后期参与乡约教化，而当时乡约的教旨已然以六谕为核心，则无论如何自然会关注到六谕。罗洪先曾经为教化乡里而作《谕俗文》，提倡庶民自食其力、邻里以谦和退让为尚、训子弟、教诗书，这都隐然是六谕的精神所在。

罗洪先对六谕的重视，有过直接的表露。他曾说：“宗族邻里，以谦和退让为尚，不可校量是非，久之情意浃洽，争讼自解。盖今人小不能忍，一言之间，据欲求直。报复相寻，毕竟何益？……训子弟，教诗书、守道理为第一事，不得假之声势，诱以利欲。盖年少习惯成性，既长变化甚难，此系家道兴衰，不可不慎。”这无异是对六谕中“和睦乡里”“教训子孙”的诠解，也可以理解为他在以某种无意的方式对六谕做诠解。罗洪先还曾为其族人创立族约十九条，据他自述，即由六谕演绎而成的。罗洪先《秀川族约序》中说：“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者为首务。又令百户内立老人一人，持木铎号于道路，宣布警众，每月六举，言既简直易晓，实皆包括无余。果能守此，风俗便可还古，此真三代遗法也。里胥惰废，渐失初制……迩者会祀戡村新祠，诸族各以所患来告，且谓家约不立，无可据守。命之不肖者三，而三不敢答，迫之不已，姑取人情甚便者，列为条禁，凡十有九。疏节阔目，令其易行，无非体我高皇之意而推广其说。春祀聚会，诵扬大略，用警惰废，使一族之人皆有据守，免于戮辱。”秀川罗氏即罗洪先的家族。他在族中自始祖计为第七世。其为族中所列条禁十九条现在未能见到，但其对六谕的解释，却幸运地保存在泰州学派的学者王栋的记叙中。

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是王艮的堂弟、门人。他在万历七年（1579）作族规，便借用了六谕以及罗洪先的《训族录六解》。王栋在序中说：“自古名家巨族，皆必有祖宗遗训，令子孙守而行之，不敢违犯，所以世美相承，令名不坠。吾家祖上原未有遗，今欲自我立之，虑恐我后子孙视我菲薄，不肯俯首听信，万不得已，乃取我太祖皇帝教民榜文六句，各系以近时罗状元念庵先生《训族录六解》，书而示之。末复略鄙言以足其意，敬与我宗族子孙共遵行之。”从王栋的转录来看，罗洪先的《训族录六解》分别是对明太祖六谕中六句话的解释，每一条解释又可以分为“解”与童子的“歌诗”。“歌诗”部分下节再论，先看罗念庵对六谕的“解”：

圣谕第一句教民孝顺父母。念庵解曰：父母生身，受尽多少辛苦，保抱提撕，日望成立。为子者不思此身从何得来，偏听妇言，不求报答，是何居心？子一闻亲命，实力奉行。家虽贫，甘旨之供未尝有缺。亲苟有过，婉言谏劝，决不能激而生怒。盖身为子孙观法，我不孝亲，谁肯孝我。俗说：“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天理昭昭，断然不错。不幸父娶后母，侍奉为难，须知加意敬礼，处得后母，方能安得父心。至为妇，与为子一般。今日试思，有父母者，曾孝顺否？

圣谕第二句教民尊敬长上。念庵解曰：人生惟三党之亲为最重，次则里巷往来。凡与父祖同辈之长上，虽亲疏不同，皆当致敬。一有傲慢，便似傲慢我父祖一般。何为尊敬，乍见必揖，久别必拜，议论必让先，行走必随后。盖高年经历既多，行事有准，言语当听，亦有年齿不高，而行辈在前者也，当执卑幼之礼，不能稍亢。若在道旁遇斑白拱立以俟，亦善推所为之一道也。今日试思有长上者，曾尊敬否？

圣谕第三句教民和睦乡里。念庵解曰：乡里与我往来惯熟，患难相救，有无相通，情谊之亲，有如骨肉。妒富压贫，欺孤弱寡，固为不可，即自恃门弟，妄生骄傲，亦非桑梓敬恭之道。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味深长，最宜潜玩。今日试思，处乡里时，曾和睦否？

圣谕第四句教民教训子孙。念庵解曰：子孙不肖，只为自小溺爱，不曾教得，或是吝惜费用，不肯延师，遂成放旷。殊不知中材多介成败之间，须在才有知觉时教他爱亲敬长，谨守训言，酒色财气勿使沾染，老成时加亲近，慎勿结交匪人。有不听者，设法引导，勿遽加弃绝，以尽为父之道。今日试思有子孙者，曾用心教训否？

圣谕第五句教民各安生理。念庵解曰：士农工商，各有职业，是为生理。但用力经营，自顾一身一家，其生理小。读书明理，系国家治乱，其生理大。生理小者，安分守己，不要懒惰。生理大者，安贫乐道，着实修为。能如此，便为一世好人，一家肖子。若游手好闲，终身贫窭，不安本分，钻入公门，皆为不安生理。今日试思所安生理何在。

圣谕第六句教民毋作非为。念庵解曰：大明法律，如干名犯义、窝盗藏奸、飞诡钱粮、扛帮词讼等事，上干王法，下累妻孥，所谓一朝失错，千古贻羞者也。夫过无大小，皆缘轻身误入，遂至弄假成真，俗云“做贼只因偷鸡起”，盖有味言之也。今日试思各人曾犯丁非为否？

由于是对族众而发，罗洪先的诠解特别地贴近生活。例如，他在“孝顺父母”条中尤其指出有一等不孝之人“偏听妇言，不求报答”，以及日常生中如何做到孝顺、解决“父娶后母，侍奉为难”等问题，显然这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又如在“教训子孙”条中，罗洪先指出了当时的农村社会中一般家庭极易在教育子女方面“吝惜费用，不肯延师，遂成放旷”，以及一般的父母不能遵循教育规律，容易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放弃，不能持之以恒。他劝告为父母者对于自己的孩子，“有不听者，设法引导，勿遽加弃绝，以尽为父之道”，这才是“用心教训”的好做法。罗洪先的诠解既引用经典的格言，如《孟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一语，但引用得更多的则是俗语，如“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做贼只因偷鸡起”等。即便重视俚俗之语，罗洪先仍然要向民众坚持输出读书明理是世间最大的学问的道理。他在“各安生理”条说：“士农工商，各有职业，是为生理。但用力经营，自顾一身一家，其生理小。读书明理，系国家治乱，其生理大。”他也坚持认为“钻入公门”做一名吏员是“不安本分”的行为。这代表了明代士大夫歧视吏员的政治态度。

根据王栋的说法，罗洪先在行族约时，在用言语解释六谕之后，紧接着就会有一个“皆坐，童子升歌”的环节。这反映出宣讲六谕时，约众应该都是站立着听讲的。童子升阶而唱的诗歌，是罗洪先对六谕的进一步演绎。在明清六谕诠释史上，罗洪先为教化乡里而做的《六谕歌》，是六谕诠释中诗歌类注解的经典。罗洪先的《六谕歌》没有收入到他的文集中。所幸的是，泰州学派学者王栋的《规训》，便收录了罗洪先的《六谕歌》。

从时间上来说，王栋《规训》作于万历七年（1579），其所录《六谕歌》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王栋《规训》所载的罗洪先《六谕歌》，共六首，每首十四句七言诗，98字，共588字。它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因是以教化族人为目的，所以每首诗的开头都以“我劝吾族……”开头，亦以“我劝吾族……”为结。其二则体现了作为状元读书人，罗洪先喜用典故的特点，所涉典故包括“孝顺父母”诗中用《诗经·蓼莪》之典，“教训子孙”中用“周公挞禽”“孔庭训鲤”之典，“各安生理”中所用的“击壤歌衢”之典。《诗经·小雅·蓼莪》篇，感念父母的劬劳且感慨无以为报。罗洪先诗中说：“试读《蓼莪》诗一篇，欲报罔极空回首。”其中“欲报罔极”四字就是借用自《蓼莪》一诗“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句。“击壤歌衢帝力忘”一语，则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一诗的浓缩。这也可以看到罗洪先的诗并不通俗，相反是自然地体现了他本人很高的文化素养。这其实无论是对于歌诗童子还是对于一般的受教的大众而言，都是不易解的，包括一些词汇都很费解，例如“故人夷俟曾受杖”中的“夷俟”表示箕踞而坐，就不易解。其三，《六谕歌》由于面向大众，罗洪先似乎多少还是采用了大量生活中常见的俗语和俗典，例如“乌鸟犹知父母恩，人不如物至可丑”，或者用俗语来浅显地讲明一些道理，如“见人争斗莫挑唆，闻人患难犹己事”“黄金本从勤俭生，安居乐业荣无比”“一念稍差万事裂，一朝不忍终身危”等。其四，由于是面对族众而言，有些道理讲来特别贴切于家庭。例如“教训子孙”一条，不但指出家长不应该溺爱自己的孩子而使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所谓“近人知爱不知劳，遂令蠢子如猪豚”，还提出家长教育应该持之以恒，不能轻易放弃，指出“纵使不才休遽弃，教育还须父母恩”，与其《训族录六解》中“勿遽加弃绝，以尽为父之道”的说法是相呼应的，都特别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

不过，今国家图书馆藏《孝经忠经等书合刊四种十卷》（明雨花斋刊本）之中，有沈寿嵩的《太祖圣谕演训》二卷。《太祖圣谕演训》首崇祯九年（1636）沈寿嵩序，上卷为乡约会讲图、会讲事宜，次罗汝芳《圣谕演训》，下卷为善报、恶报事例及附律，附诗歌二十六首。所附的二十六首诗歌，分别是罗汝芳歌八首、罗洪先歌六首、汪有源歌六首、沈寿嵩歌六首。沈寿嵩《太祖圣谕演训》所录罗洪先的《六谕歌》，则与王栋所录有巨大的区别，两者可以说形成了两个不尽相同的版本（为了叙述方便，有时简称为王栋本、沈寿嵩本）。不同于王栋本的是，沈寿嵩本的罗洪先《六谕歌》篇幅要短一些，少两句，虽然仍对应圣谕六条而作六首诗，但每一首诗却只是十二句七言诗，每首84字，共504字。

（图片来源：沈寿嵩：《孝经忠经等书合刊四种》《太祖圣谕演训》，明雨花斋刊本。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页6b-7a。）

王栋本与沈寿嵩本两者相比较，内容上也有不少差异。我们且以“孝顺父母”条为例，来作一些比较。王栋《规训》中所录罗洪先《六谕歌》的“孝顺父母”条是以下情形：“（1）我劝吾族孝父母，父母之恩尔知否。（2）生我育我苦万千，朝夕顾复不离手。（A）饥雏嗷嗷方待哺，甘脆怎能入母口？（3）每逢疾病更关情，废寝忘餐无不有。（4）乌鸟犹知父母恩，人不如物至可丑。（5）试读《蓼莪》诗一篇，欲报罔极空回首。（6）谁人不受父母恩，我劝吾族孝父母。”为了叙述及与沈寿嵩本进行对比，将其以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而对其中明显没有对应的两句以拉丁字母表示。与之相对应，沈寿嵩《太祖圣谕演训》所录罗洪先《六谕歌》是：“（1）我劝人人孝父母，父母之恩尔知否？（2）怀胎十月苦难言，乳哺三年曾释手？（3）每逢疾病最关心，才及成人求配偶。（4）岂徒生我受劬劳，终身为我忙奔走。（5）试读《蓼莪》诗一章，欲报罔极空回首。（6）莫教风木泪沾襟，我劝人人孝父母。”两相比较，它们在结构上对应关系是明确的：第（1）句王本与沈本极为相近；第（2）句文词不同，但表达的意义相近；第（3）句前半截王本与沈本同，但后半截所要表达的意见不同：王本讲父母当孩子疾病时忧心得废寝忘餐，而沈本则跳跃到另一个层面上，不再讲孩子疾病，而讲孩子成人之后父母要为其“求配偶”所受的操劳；第（4）句，王本与沈本差别比较大，王本已由阐述父母之辛苦转入为子者当报恩的叙述，而沈本“岂徒生我受劬劳，终身为我忙奔走”一句仍然还是在总结父母之辛苦；第（5）句王本与沈本完全相同；第（6）句作为结束语，后半句基本相同，但王本的前半句以“谁人不受父母恩”为问，激发听众的反思，而沈半的前半句以“莫教风木泪沾襟”为劝，不仅接续了前文的“欲报罔极空回首”的语境，而且用了风木之典，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的遗憾来提醒世人应及时孝顺父母。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当然，还有一个差别：王本面对“吾族”而言，沈本则是对“人人”而言，所面对的听众又不同。另外，王栋本“饥雏嗷嗷方待哺，甘脆怎能入母口”一句，则为沈寿嵩本所未有。实际上，王栋本与沈寿嵩本为圣谕六条每一条所作的诗句，有时均难以一一对应。

相对来说，沈寿嵩《太祖圣谕演训》所录罗洪先的《六谕歌》用典更多。例如，“尊敬长上”条中“诗人抑抑讼武公，尼父谆谆戒阙党”，就借用了卫武公作诗《抑》讥刺周平王，以及《论语》中孔子认为阙里童子不是追求上进的人的典故，举的是两个不能“尊敬长上”的故事。对应地，王栋本则是“童子将命非求益，故人夷俟曾受杖”两句，相对更为直白。在“各安生理”条中，沈寿嵩本的诗句 “筑岩钓渭是何人”“三复《豳风》与《葛覃》”，前者借喻了傅说从事版筑和吕尚在渭水垂钓的典故，而后者借《豳风》来表示重视农业，以及借《葛覃》来歌颂妇女志于女工、勤俭节用，而这些在王栋本中几乎完全不见，变成了“耕耘收获无越思，规矩方员法不弛。舟车辐辏宜深藏，货殖居奇戒贪鄙。饶他异物不能迁，自然家道日兴起。黄金本从勤俭生，安居乐业荣无比”这样浅白的话。又如，在“教训子孙”条沈本有诗句“箕裘弓治武当绳”，则是借用了《礼记·学记》中“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的典故，来说明子承父业、绳其祖武的重要性。因此，表面上沈寿嵩的《太祖圣谕演训》所录罗洪先的《六谕歌》出现在崇祯年间，时间上要比万历七年（1579）王栋的《规训》晚，但是从内容的典雅看，却似乎要接近罗洪先这样著名的儒学人士的原著。

无论如何，罗洪先的六谕歌现在可知两个版本：一为万历七年（1579）王栋《规训》所载，一为崇祯九年（1636）沈寿嵩《太祖圣谕演训》所载。前者的宣讲对象是族人，较为浅白，为七言十四句，篇幅稍长，而后者的宣讲对象是“人人”，是世人，没有具体的对象，文字更典雅，喜欢用典，七言十二句，篇幅稍短。现在很难断定哪一个版本是罗洪先《六谕歌》的原作，又或者二者都是在罗洪先原作上的改编。可以断定的是，这两个版本都有一定的影响，都广为流传，化身于后来的六谕诠释文本之中。

罗洪先的《六谕歌》是明清时代的六谕诠释史上三个最经典文本之一，其影响之深远可以与王恕的《圣训解》及罗汝芳的《六谕演说》相媲美。相比而言，王恕与罗汝芳的六谕解释得到的关注较多，而罗洪先《六谕歌》几乎从未得到学者关注。推本其原因，大概是罗洪先本人的文集中从未将《六谕歌》收录，而《六谕歌》在流传过程又为不同的作者所改动，以至于后人见到罗洪先《六谕歌》，往往只知其改编者，而不知道作品的原创者。其实，罗洪先《六谕歌》不仅影响于族内以及当地，还流转到外地，先是可能经浙江巡抚温纯改编，以《温军门六歌》的形式曾在浙江一带流传，又被杭州人钟化民在任官陕西时刻入《圣谕图解》，后来又编入到清初魏象枢的《六谕集解》之中，另外在清初孔延禧的《乡约全书》及范鋐的《六谕衍义》中都有继承。

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流传演变的一个版本，是曾任浙江巡抚的温纯所作的《温军门六歌》。温纯（1539-1607），字希文，号抑庵，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寿光知县，选给事中，万历十二年（1584）至十五年（1587）间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官至左都御史，著有《温恭毅集》。《温军门六歌》亦不见《温恭毅集》，但载见崇祯年间熊人霖所修的《义乌县志》。温纯在《孝经序》中说：“纯奉命抚浙，遵高皇帝劝民御制为歌，冀与民更新，而日鳃鳃，惧无能承德意万一也。”照温纯的说法，似乎《温军门六歌》是其自创。然而，如果我们通过《温军门六歌》与王栋《规训》中所录的罗洪先《六谕歌》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温纯的作品对罗洪先作品的直接的承袭。例如，罗洪先以“我劝吾族孝父母”起，而以“我劝吾族孝父母”为结，这样的结构在《温军门六歌》中基本上保存下来，只是由“我劝人人”改为了“我劝吾民”，从而体现了温纯以巡抚身份教化庶民的特点，是有区别于像罗洪先那样一个普通的居乡士大夫或族老的语气的。像“试读《蓼莪》诗一章，欲报罔极空回首”这样引经据典的诗句，也完全一模一样地保留了。温纯《温军门六歌》也在总体上基本上保留了七言，但篇幅缩短了一点，例如第三首“和睦乡里”诗则将原来的四句七言句——“见人争斗莫挑唆，闻人患难犹己事。邻里睦时外患绝，太和翔洽从此始”——破碎为几句三言短句，改为“谚有言，邻里和，外侮止，百姓亲睦自此始”；第四首“教训子孙”诗中则插入“何乃禽犊爱，忍令子孙昏”两句五言诗。不规则短句的插入，使整首诗更显得口语化。还有一些字词上的差异，例如“孝顺父母”条中将“乌鸟尚知父母恩”改为“虎狼尚知父母恩”。虽然温纯对罗洪先的诗作了不少改编，但是他是在罗洪先《六谕歌》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温军门六歌》既然称为“温军门六歌”，表明它必定是在万历十二至十五年（1584-1587）温纯巡抚浙江时所创。我们无从得知温纯从什么样的途径获知罗洪先的《六谕歌》，但温纯的改创使罗洪先的《六谕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温纯的《温军门六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即保留在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崇祯二年（1629）的《皇明圣谕·劝世歌》，署名温纯，书碑者为陕西三原人来复，温纯之子温自知刻。来复，字阳伯，万历四十六年（1618）进士，温纯的门人，官至山西布政使。《皇明圣谕·劝世歌》碑为长方形，高29厘米，长140厘米，58行，行12-13字不等，行书，其文有曰：“皇明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南京吏部尚书臣温纯囗囗劝世歌。” 末署“岁崇祯己巳孟春上浣里门人来复沐手书，不肖男温自知勒石”。显然，《劝世歌》是温纯逝世多年之后由其子温自知、门人来复刻石的作品。正文为六段各自咏诵圣谕六言的诗，与《温军门六歌》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其一则可以补《温军门六歌》之中“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两诗之阙，再则可以将崇祯《义乌县志》中未识读的字词依此识读出来。明显的差异有几处：其一，所有的“我劝吾民”都改成了“我劝世人”；其二，“尊敬长上”条中，《温军门六歌》的“辈分前后宁相亢”改为“辈分前后宁相抗”；“阙党欲连非求益”，在《劝世歌》中作“阙党欲速非求益”，当以后者“欲速”为是；其三，“各安生理”条中，《温军门六歌》的“民生安业无如是”，在《皇明圣谕·劝世歌》中作“民生安业无乃是”。这些字词上的差异，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将“我劝吾民”改为“我劝世人”，是因为文本摆脱了《温军门六歌》的巡抚的官员身份，不再需要使用以上教下的“吾民”的称呼，而以“世人”称呼也更符合“劝世歌”的普遍教化的定位。但是，结合《义乌县志》中所载的《温军门六歌》以及《皇明圣谕·劝世歌》来看，温纯对六谕所作的诗歌的诠释，前后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他离开浙江巡抚之任后只是对《温军门六歌》作了很少的调整，便将其遗之子孙后世了。

就在温纯任浙江巡抚的最后一年，陕西茶马御史钟化民（1545-1596）在陕西刻《圣谕图解》。钟化民，字维新，号文陆，万历己卯（1579）举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万历年间著名的循吏。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圣谕图解》是钟化民落实万历十五年（1587）朝廷以图像诠解六谕的政策的最早的一幅作品，刻石的时间就在万历十五年。《圣谕图解》对圣谕六条的每一条的解释都分为说理解释、诗歌、图像、图像的说明等四个部分。其中的“诗”的部分，就继承了罗洪先的《六谕歌》。将《圣谕图解》与《温军门六歌》相比较，发现彼此既同又异。同的部分占绝大比例，像第五部分的“各安生理”诗就完全相同。不同的部分，包括：“孝顺父母”条中，《温军门六歌》作“虎狼犹知父子恩”，而《圣谕图解》作“虎狼犹知父母恩”，恰巧与王栋《规训》所载罗洪先《六谕歌》“乌鸟犹知父母恩”相同。在“尊敬长上”条中，《圣谕图解》较《温军门六歌》多了一句“老吾老兮亲自敦，尊高年兮齿相尚”，而这一句亦见王栋《规训》所载罗洪先《六谕歌》。在“和睦乡里”条中，《圣谕图解》将原来温纯的“谚有言，邻里和，外侮止，百姓亲睦自此始”复改为七言句，改成了“邻里睦时外侮消，百姓亲睦自此始”，在这两句七言之前，又加了两句七言——“见人争讼莫挑唆，闻人患难犹自己”，则看起来更像是从王栋《规训》所载罗洪先《六谕歌》的“见人争夺莫挑唆，闻人患难犹己事，邻里睦时外患绝，太和翔洽从此始”变化而来，只不过将“太和翔洽”之类难懂的话变为更易懂的“百姓亲睦”。在“教训子孙”条中，温纯的五言“何乃禽犊爱，忍令子孙昏”，而《圣谕图解》作“自幼何为禽犊爱，忍令子孙愚且昏”，但是在王栋的《规训》所录罗洪先《六谕歌》未能找到源头。从这些比较来看，《圣谕图解》一方面与《温军门六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偶尔也会与王栋《规训》所载的罗洪先《六谕歌》相同，说明它不完全由《温军门六歌》演化而来，当然更不大可能从《规训》之《六谕歌》演化而来。再看之后清初理学家魏象枢（1617-1687）的《六谕集解》，则除了个别字词的差异，如第六首诗中的“事”写成“势”等细小的差别之外，几乎是完全不动地转录了钟化民《圣谕图解》中诗歌的内容。然而，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府知府孔延禧刻《乡约全书》以教民，其中的歌诗部分，以及清初范鋐《六谕衍义》的歌诗部分，与沈寿嵩《太祖圣谕演训》所收罗洪先六谕诗基本相同。当然，范鋐的《六谕衍义》的俗语使用更频繁，也明显异于其他版本，例如“尊敬长上”条的“身先尊敬为榜样”“后船眼即照前船，檐前滴水毫不爽”“满则招损谦受益”，“和睦乡里”条的“若遇告状相劝止”“同乡共井如至亲”，“教训子孙”条的“良玉不琢不成器，若还骄养是病根”“养子不教父之过，爱而勿劳岂是恩”，“各安生理”条的“妄想心高百无成”“厌常喜新没终始”“艺多不精不养身，游手好闲穷到底”等。

因此，综合看来，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七个版本中，王栋的《规训》时间虽然最早，但却并不一定是所有版本的共同源头。例如，在“和睦乡里”条中，另外六个版本都有“东家有粟宜相赒，西家有势勿轻使”一句，而王栋《规训》中却是作“每过匮乏宜相赒，无多才气勿轻使”。这表明另外六个版本的此语均可能另有源头。七个版本中，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王栋《规训》所录罗洪先《六谕歌》也是一个相对特别的一个版本（A1），温纯的《温军门六歌》与《皇明圣谕训解·劝世歌》均出自温纯之手，自然是相近的，为第二种版本（A2）,钟化民的《圣谕图解》与魏象枢《六谕集解》极为接近，为第三种版本（A3）,沈寿嵩《太祖圣谕演训》与孔延禧《乡约全书》、范鋐《六谕演义》接近，但整体上与前三个版本差别都比较大，可以视为第二种系统的版本（B1-B3）。它们应该有共同的源头，即罗洪先的《六谕歌》。

推本这种以歌咏的方式来诠释六谕的方式，罗洪先或许不是最早尝试如此的人，但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之外如王艮、颜钧等人的诗歌诠解，都未能达到像《六谕歌》那样不断版本创新、变换流传的程度。在罗洪先的同时代及其身后，以六谕诗助行基层教化之风经久不衰。湛若水（1466-1560）的黟县门人汪济（君楫）在里中“创里仁讲会，作六歌以励俗”，这样的“六歌”，大概率也是六谕的诗歌注解。明代以平民讲学闻名的泰州学派学者，似乎更喜欢歌诗的手段来诠解六谕。王艮的门人王栋（1503-1587）、再传门人颜钧（1504－1596）等人，对六谕均有诗歌诠解之作。王栋著有《乡约谕俗诗六首》和《乡约六歌》。《乡约谕俗诗》存五首，缺颂“孝顺父母”一诗，每首七言八句，56字。《乡约六歌》存《孝顺父母》《尊敬长上》二歌。颜钧著《箴言六章》，自注“阐发圣谕六条”，每章各为数十句四言箴言，再各附诗二首，用语俚俗，全不讲究修辞。《箴言六章》内《孝顺父母章》附诗云：“孝顺父母好到老，孝顺父母神鬼保。孝顺父母寿命长，孝顺父母穷也好。”这样的诗，是不讲文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不识字的人能听会记。显然，泰州学派的平民风格，使王栋、颜钧更倾向于选择以诗歌为诠释的形式。这些诗歌虽然没有特别之处，但却最能打动底层的庶民。与罗汝芳、焦竑等人讲学的曾维伦做《六谕诗》。曾维伦，字惇吾，江西乐安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至嘉兴府同知。曾维伦《来复堂集》卷二十有《圣谕》《诗歌孝顺父母》《诗歌尊敬长上》《诗歌和睦乡里》《诗歌教训子孙》《诗歌各安生理》《诗歌毋作非为》等七篇。嘉靖年间，蔡叆曾将“宪使江陵陈见吾先生所著《乡约集成》内《圣谕演及歌》给散乡邻”，表明陈大宾（1544年进士）《乡约集成》有演亦有歌。官员们在推行乡约时，诗教也成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六谕诗则是通常要吟咏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大埔知县郭文通离任，饶相于《去思碑》中说他“立乡约，宣扬圣谕，演为说文、诗歌，颁布各社”。游有常（1561年举人）任井陉知县，“立社师，演六谕，为歌劝谕之”。隆庆二年（1568），宁国府知府钟一元“恭奉高皇帝圣谕六条，敷演意义，叶以诗歌，定为乡约仪式，汇辑成编，刊布郡邑”。万历六年，江西南城知县范涞“训演圣谕六章，并为诗以咏，而设修约以便循习”。万历二十年（1592），乐平知县金忠士（1592年进士）到任后，“先奉圣谕以开民心，次讲明正学以端士习，中复杂为诗歌，刊布四境，令家喻户晓”。万历二十四年（1596），江东之任贵州巡抚，后来以诗歌形式诠释六谕，作《振铎长言》，且说：“古乐之不作久矣。今之声歌象舞，犹有古意存焉。是最入时眼里耳，而易动人观听，故董戒之外，又劝之以歌。”万历三十四年（1606），常熟知县耿橘于虞山书院行乡约，沿用前任赵国琦（1595年任进士，1599年任）《六谕讲章》，“临时随宜更讲数句，以申圣谕之义，以开百姓之心”，又作六谕诗。义乌知县熊人霖崇祯十一年（1638）莅任，“单骑循行，申六谕，继以雅歌，一唱三叹，闻者皆感慨悱恻，动容易志”。然而，无论是王栋、颜钧、曾维伦这些学者，还是熊人霖等官员，他们所为之诗应该在诠释六谕上并无多少创意，无法与罗洪先诗相提并论。所可重视的，则是这种诗教的辅助手段在后来越来越发达，使六谕诗可以用一定的韵律歌唱起来。《文堂陈氏乡约家法》中所附六谕诗，有详细的演奏与配乐的说明：“凡升歌，其声各有主卑长短，今为●○□█四谱识之，高而长者○，卑而徐者●，高而疾者□，卑而短者█。每歌，始鼓五；每字，先击钟一，发声。每字毕，击磬一收之；随击钟一，以起下字。每句毕，仍击一鼓，琴随钟磬之声鼓之。”熊人霖在《熊知县六歌》之末标注如何歌诗：“以上六歌，每歌中前二人齐唱，第四句六人重叹一句。”一咏三叹，可以加强人的感性认识。项如皋《乡约讲义序》说：“抑于每篇之下系以声诗，盖长言之不足，又咏歌之，则感者易兴。”清代许三礼在宣讲魏象枢的《圣谕集解》中的诗时强调“肄之管弦”，讲时有“作乐”环节，该环节的内容就是歌唱自罗洪先以来流行的“我劝吾民孝父母”六谕诗，还配有工尺谱，可见这些诗歌确实是用以唱的。这种歌咏的方法，让六谕宣讲更生动，更动人，也就更有效果。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

原文刊载于《阳明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阳明后学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