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梁

  福建平和人，中国朱子学会阳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理事、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漳州市作家协会理事，闽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赣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福建江夏学院特约研究员、“王阳明廉政思想”客座专家，福建省地方志中青年学术研究骨干，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专家库成员、漳州市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家库成员。现任中共平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科长级）、一级主任科员。长期潜心研究阳明学及阳明地域文化，成果颇多，曾在浙、赣、黔等地的全国性阳明学术论坛、研讨会以及《赣南师范大学学报》《福建江夏学院学报》《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武夷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在《中小学美术》《福建文学》发表文章100多篇。出版《心灯点亮平和》《王阳明读本——“三字经”解读本》《一路心灯》《闽中王学研究》4部阳明文化专著，散文集《和风》，点校整理出版《阳明先生道学钞》《阳明先生集要（崇祯闽刻本）》《迪吉录校注》等3部古籍，主编《福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福建阳明学研究丛书》《阳明平和》。其中《王阳明读本——“三字经”解读本》多次再版，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普及读物奖”、教育部列为“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有4部图书著作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参与多个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

林晓峰

   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为闽南文化、闽南文化与朱子理学、闽南文化与阳明学等。现任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东南学术》《福建论坛》《云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闽南师范大学学报》《闽学》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研究论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社科重点项目，参与编纂《台海文献汇刊》《闽南历史文化概说》等著作，主编《闽南传统民俗文化》《“一带一路”与海外华人研究》《歌仔戏（芗剧）邵江海研究》《福建省台商投资报告》《闽南文化研究年鉴》《听，厦门号》等多部著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王阳明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XZS009）

摘要：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地区出现最为重大的经济活动—月港“隆庆开洋”，而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是值得深入考察的现象。思想文化的嬗变带动思想解放、制度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确立，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转型升级，是考究月港“隆庆开洋”的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通过对阳明心学义利观的形成，明嘉靖、隆庆年间阳明后学的入闽履职，以及对嘉靖之季三位福建巡抚的执政理念、人文思想的钩沉爬梳等三个方面的考察，可知阳明心学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了思想准备、社会环境与政治支持。或者说，明代中后期福建阳明学是促进月港“隆庆开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阳明学；义利观；漳州月港；隆庆开洋

明代中后期，位于漳州九龙江出海口的月港，是东南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是当时从中国经马尼拉至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航港。“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月港呈现“人烟辐辏”“商贾咸聚”的繁荣景象，成为闽南地区的一大都会。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取消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洋”，从此月港成为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济转型发展总是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嬗变与解放，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旧思想观念的冲撞与博弈，是引发经济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这一认知，通过考察梳理明代嘉万时期漳州地区主流社会思想的变革情况，来解密月港“隆庆开洋”这一经济转型发展的思想因子，可见明代中后期福建阳明学是促进月港“隆庆开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01阳明心学的义利观，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思想准备

明代中期以前的封建社会，有着等级森严的身份划分，使得士农工商四民之间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且近乎固化，彼此之间难以跃迁。春秋时期，管子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的“四民分业定居”之说，强调士农工商四民，不可杂居，士必居于闲静地方，而农民则应依靠田野，工匠临近官府，商人比邻市场而居，否则，四民之间将会相互影响，不能安心本业。这无疑存在职业歧视，更是把民众分为若干等级。到了战国时期，商鞅提出“民之内事，莫善于农”的“重本抑末，崇农贱商”的观点。韩非子则认为商人具有“追逐名利，贪婪忘本”的劣根性，将其视为“五蠹之一”。

受战国后期“重农抑商”政策、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士农工商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分类，而是具有阶级观念的等级排序。更有甚者，还制定一系列的相关政策，限制商人的阶级跃迁与提升。如西汉时期就有明文规定：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尽管从汉高祖时期对商人穿衣、出行的严酷限制，到了高太后、汉惠帝时，虽有“驰商贾之律”的放松解禁，但仍然规定商贾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一直到唐武德七年（624年），朝廷依旧明令“从事工商业者，不得预于士伍”，将“工商杂类”排斥在“士伍”行列之外：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明初颁发《大诰续编》第75条，还是规定“市井之民不许为吏卒”。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更是在着衣等日常生活中，规定“令农衣由、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用限制冠服的办法，使经商者蒙耻。这足以说明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低下。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阳明学的传承传播，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道，惟求有益于民生日用而已”，而士农工商四民的“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在人格上并无贵贱、尊卑、高低之分，有的只是职业的区别、社会分工的不同，但彼此只要“尽其心于本业”，都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并无等级之分。他还认为“人皆可尧、舜，独持此不学不虑之良知，而作圣之功，不废学虑”，鼓励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高扬个性的独立自由，摆脱思想禁锢的束缚。同时还提出“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等一系列思想观点，提倡人人平等自由，这是对人性解放与自由的一种期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催促之下，无论是达官富绅，还是贩夫走卒，都充分认识到士农工商之间，只是谋生的途径不同而已，四民皆平等。许多商人重新评估认识自己，提振从商的自信心。

王阳明甚至还进一步指出，商人被视为“下贱”的缘由是人之本心被私欲所蒙蔽，为一己之私而相互倾轧。他认为：

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王阳明这一以“四民异业而同道”为核心的“义利观”，正是“良知学说深入人心、平等自主意识逐渐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可以说与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平等观念密不可分”。同时，王阳明的“四民”思想也打破了原有的“四个等级”的传统观念，肯定了商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提倡重视商人的社会价值。可以说，王阳明的“四民”思想在重视工商、促进商品流通、富民安民等方面，提供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价值取向的思想基础。

王阳明主张保护民众私有财产，禁止以“公”的名义“科索民财”，明确要求“各府、州、县科取民间财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并；已在官者，照数给还”，引导民众通过个人财富 的累积，积极发展工商业。责令“各官务要视官事如家事，惜民财如己财”，借“通货”手段，以实 现“阜财兴物”，也就是通过流通货物、扩大贸 易，以积累财富、繁荣经济。王阳明的这一理念，与月港“隆庆开洋”，发展贸易经济，有类似、相通之处。

曾入闽讲学的阳明门人邹守益则继承、发展了阳明心学的义利观，认为商人并不是唯利是图者，如若其行为合乎道义，也可成为圣贤：自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闻义而徙，不善而改，孳孳讲学以修德，何尝有界限？古之人版筑鱼盐，与耕莘齿胄，皆作圣境界。世恒訾商为利，将公卿尽义耶？

邹守益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在“讲学修德”上，只是职业不同，并无明显界限，“四民”都可求学问德，而进入圣贤之境域。在其弟子门生中，甚至有“田夫市侩”之徒，可谓是士农工商“四民”混杂。王阳明的高徒、多次入闽讲学的王畿则提出 “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认为良知没有圣愚之 别，商人行商是维持人的生存欲望，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进一步消除“四民”之间的隔阂。阳明门人王艮则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强调百姓与圣人在论学之处并无差别，从思想上打破了“四民”之间的阶级壁垒。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在八闽大地悄然兴起，加上王畿、邹守益等一大批阳明门人在漳州等地讲学传道，对于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的阳明学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漳州府志》所记：

明自成化以前，姚江之说未兴，士皆禀北溪之教，通经明理，躬修实践，循循乎上接乎考亭，无异师异说以汨之，不亦乐善乎。正德以后，大江东西以《传习录》相授受，豪杰之士翕然顾化，漳士亦有舍旧闻而好为新论者。

明代正德以后，漳州学风“舍旧闻而好为新论”，使得包括王阳明“四民”思想在内的“姚江致良知之说”，在漳州成为一时风尚，风靡八闽， 成为改变漳州地区思想文化生态的重要思想源泉。学风的解放、意识形态的变革，必将打破原有的僵化思想的禁锢，带动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变革和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性改革，也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了思想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以“四民异业而同道”为核心的“义利观”，打破了原有的“四个等级”的传统观念，肯定了商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泰州学派更是从思想上打破“四民”之间的阶级壁垒，对促进明代中后期闽粤沿海地区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海上经商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知，阳明学是促进月港“隆庆开洋”的思想因子之一。

02阳明后学入闽履职，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社会环境

人类社会中的基本社会价值观、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先验形成或上天赋予的。它既是生活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日积月累的生活实践中所逐步形成的传统、习俗的产物，也是人们尤其是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的产物。所以说，作为执宰一方的地方官员，其所拥有的社会、政治资源，是一般民众所没有的，这对于一个地区的基本社会价值观、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树立，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或者说，可以左右其执政区域内的基本社会价值观、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与塑造成型。

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一大批阳明门人、后学入闽执政履职，将阳明先生的“四民”思想贯彻其中，使得漳州地区的商业发展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积极的舆论引导。这无疑也是推动月港“隆庆开洋”的重要社会资源。

（一）巡按、参政福建的阳明门人后学

明代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福建是其中之一。据《闽书》等文献记载，嘉靖、隆庆年间，在福建布政使司这一层面履职的阳明后学有：巡按聂豹，监察御史沈宠，左参政黄宗明、张时彻、顾梦圭、王玑，右参政朱宪章、宋仪望，右参议何鳌，按察使郭持平、邹善、顾梦圭，提学副使潘潢、姜宝、朱衡等10多位。在这短短的50年间，就有10多位阳明学人履职福建，其影响力不可轻视，这里略举一二。

1.聂豹（1487—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明史》载：“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辨难，心益服。后闻守仁殁，为位哭，以弟子自处。”聂豹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正德七年（1528年），巡按福建。《闽书》记曰：

以华亭知县擢御史巡按。至官，奏罢镇守太监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论延平守赃滥，黜之，擒寇郑新。行部所至，乘驰入境，奸民滑吏先得其主名，悉捕治之。建养心书院，刻王文成《传习录》《二业合一论》以示学者。观风校士，有生徒头巾欹侧，惩以?楚，诵《小学》《礼记》诸书面训之。人谓真御史。权贵见忌，出为宁波知府，改苏州。

聂豹巡按福建期间，积极整顿涉及通商贸易的市舶司等官府衙门，“奏罢镇守太监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营造一个廉洁、宽松的营商环境，无疑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巡按期间，适逢另一位阳明门人陈九川谪戍镇海卫，聂豹与其多有往来，共同弘扬王学，因此多次往返漳州，并在漳郡宣讲“良知之学”，对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播发展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

陈九川谪戍镇海卫的三年期间，尽管身处“遥远、困苦、瘴海烟雾之中”，但始终不忘“崇理学，御教化而春秋俎豆”，将阳明学在荒野的海疆点亮，照耀着卫国守疆将士及其眷属的前路，让教化不及的海疆军民依然可以享受“文章在传播，昭昭乎不可泯者也”的文化氛围。他还与聂豹一起，针对漳州、福建民众的客观需要，编辑重刻《传习录》，让八闽民众以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接地气的形式接受阳明学。也正是有了陈九川这样学富五车却因谪戍而侨寓这方土地的先贤，这里的戍边将士、海滨渔民才得到儒学真脉的熏陶，才有了崇文重教蔚然成风的文化氛围，也才出现了“镇海卫学，实著闽中。理学经济之儒，指不胜屈；文章气节之士，史有成书”的现象。

可以说，在嘉靖初期，聂豹、陈九川这两位阳明门人在福建一北一南，相互唱和，重刻《传习录》，使得王阳明所提倡的思想解放、四民同道、阜财兴物的阳明心学得到进一步宣扬。特别是月港通商海域属于镇海卫所管控的范围，那里的官员、民众无不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更加坚定漳州渔民向海从商、谋生发展的信心与勇气。

2.黄宗明（？—1536年），字诚甫，号致斋，宁波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明嘉靖早年，曾两度莅闽任职。明嘉靖五年（1526年），转福建盐运使，嘉靖十一年（1532年），“与同门黄直并下诏狱，仍出为福建参政”。《闽书》记曰：

嘉靖初，与议大礼，多所建明。历福建盐运使。召修《明伦大典》，升光禄卿。应诏言四事，世宗为之霁威。仍出参闽政，终礼部侍郎。宗明邃于文词，与霍文敏讲王文成学。

黄诚甫在闽曾先任盐运使、后任参政，与商贾之人有直接接触，更能理解商人生存的不易，也更能将阳明先生的义利观、“四民”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执政理念。且在其莅闽履职期间，同样适逢另一位阳明门人黄直在漳州担任推官，署漳浦、长泰二县。两人之间有着同门之谊，相互融洽，无疑为漳郡的经商贸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支持。

（二）莅漳履任的阳明门人后学

嘉靖、隆庆年间，到漳郡履职的阳明后学有：漳州府推官黄直，漳州通判黄元恭，诏安知县何春等。

1.黄直（1500—1579年），字以方，金溪人，嘉靖癸未（1523年）进士，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三年至七年（1524—1528年），黄直担任漳州府推官，“尝署长泰、漳浦两县，扩学宫，置射圃，立文公祠，建讲堂斋舍，经费皆取之淫祠，而劳不逮民。每朔望莅学，与诸生讲义理，日中乃退”。黄直在担任长泰、漳浦署县期间，始终践行王阳明“亲民明德”思想，重视思想教育和民风教化，扩建学校，让长泰、漳浦两县的莘莘学子接受阳明心学的教化熏陶。

2.黄元恭（生卒年不详），字资理，号省庵，宁波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黄宗明从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任漳州府通判。沉静寡欲，政简民安

3.何春（生卒年不详），字元之，江西于都人，弘治甲子（1504）举人，是于都“王门五子”之一。明嘉靖十年（1531），何春被任命为诏安首任知县，积极推行被阳明先生所实践证明的切实可行的《南赣乡约》，移风易俗，强化社会治理。在政务之余，他效仿阳明先生“召诸生讲学”的做法，传授阳明心学，化民成俗，深得民众拥戴。

正是众多阳明门人莅闽入漳任职，借助执宰一方的政治、社会资源，发扬阳明先生随时随地讲学的风格，使得阳明学流衍八闽大地，影响东南沿海地区，影响了漳州地区官员以及地方绅士的文化思想。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思想共识的形成，漳州地区的官员以及地方绅士就成为开禁通商的呐喊者、支持者。诏安人吴朴（1506—156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吴朴，字子华，初名雹，貌不扬，而博洽群书，于天文、方域、黄石、阴符之秘，无不条拆缕解，不修边幅，人以狂士目之……又有《皇明大事记》《度海风程》《九边图要》。

吴朴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刊刻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水路簿”—《度海风程》，书中提出在海外设立都护府以保护海上贸易的主张：“每至一国，则云：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直至云南之外，忽鲁谟斯国而止，凡四万余里。……北亦以刘家河开洋，亦以山纪之，所对之国亦设都护府以制之，直至朵颜三卫鸭绿江尽处而止，亦四万余里云。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蛮夷之情，与之交则喜悦，拒之严反怨怒，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中国之利也。”这比开放“海禁”、通商贸易更进一步，要求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青年求知的吴朴，正遇上阳明门人何春执掌诏安，以“政暇诣明伦堂，与诸生讲论，示以为学趋向”的时期。《县志》中的“诸生”虽未一一罗列诸生姓名，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博洽群书”闻名的吴朴，一定曾到明伦堂聆听何春讲论阳明学，并受其熏陶、影响。

众所周知，潮州因为阳明门人薛侃不遗余力的讲学，成为阳明学的传播重镇。而漳州与潮州相邻、又同属闽南语系，两地的文化交流历来密切。正因为如此，不少漳州学子，如漳浦的林成纲、林一新、林楚、张时罛等均就教于潮州的薛侃，成为漳籍阳明后学。这也是阳明学在漳州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尊崇，并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换言之，漳州亦是阳明学的传播重镇之一。

03阳明学人建言献策，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政治支持

自明一代立朝伊始，就将“海禁”列为一项基本国策。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太祖就下谕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更是“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受到“海禁”这一政策的影响，以“讨海”为生计的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无以为生，经济收入菲薄，以致民不聊生。穷则思变，沿海地区的民众，强调个性自由，为挣脱官府的思想禁锢，铤而走险，走上了海上走私贸易的道路。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福建）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面对如此频繁的民间走私现象，地方官则采取“专设捕盗馆，宜令本馆置籍刻符。民有出海货卖，在百里外者，皆诣捕盗官处自实年貌、贯址以符给之、约期来销”的变通办法，使在海上贸易的沿海船民“去有所由，归有所止”。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官员、民众的社会价值观、主流社会意识，普遍认为“通商”是生计所需，并非卑贱的职业，而是脸上有光的行当。一时间，海商成为邻里乡亲心目中的英雄。九龙江口地区“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月港“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寝成化外之风”；诏安湾地区“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毋庸置疑，这种观念的转化，与明代正德以后，漳州学风“舍旧闻而好为新论”，崇尚姚江良知之学，不无关系。

面对愈演愈烈的海上走私贸易态势，是继续“禁海”，还是“开洋放禁”，福建地方政府与朝廷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福建的朱纨，采取“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凡双樯余皇一切毁之”的措施，厉行海禁，以致出现“船不通，则财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的财库亏空、民生凋敝现象。

而到了嘉靖之季，另一位福建巡抚谭伦，已然洞察到海禁给朝廷以及东南沿海百姓带来的种种弊端，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上疏朝廷奏请“宽海禁”，提出“为今之计，正宜严禁日本不许私通外，其他如采捕鱼群，贸易米谷，与在广东转贩椒木，漳州发卖白糖之类，一悉宜如臣近日将各府单桅船只，定为号色，听于附近海洋，从便生理之意，推而广之”的意见。谭伦与心仪阳明学的戚继光交好与善，彼此共事多年，有“谭、戚”之称，因此有理由推断，谭伦对阳明学是持支持、同情的态度。其“听于附近海洋，从便生理之意，推而广之”的开放“海禁”，促进海商贸易的意见，与王阳明的“义利观”有所吻合。朝廷对谭伦的这次条陈海防事宜，是给予肯定支持的，户部还答允“请钱粮、缓征科、蠲租税、复额粮”四事，这无疑是东南沿海开放“海禁”的重要补充政策。

谭伦的继任者汪道昆、涂泽民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坚持开放海禁。汪道昆与谭伦一样，与心仪阳明学的戚继光在福建抗倭前线并肩战斗，昼夜筹划，不枕戈者十有六日，还为戚继光撰写“墓志铭”，与阳明后学王世贞也多有往来唱和，是一位笃信阳明学的官员。汪道昆在担任福建巡抚期间，积极为商人群体代言，正如其“在《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中所言：‘良贾何负闳儒！’这充分显示了汪道昆对当时商人社会价值的肯定”。他对儒者与商人之间关系的地位，无疑是继承、扩充了阳明先生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思想。“道昆入闽……首议饷，次议兵，三议责成，四议事任”，这充分说明了汪道昆对东南沿海发展海上贸易，增加财政库饷的重视。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终于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开放海禁，与海外通商”之奏请，在漳州月港废除海禁政策，为海上贸易活动开启绿灯，允许船商“准贩东西二洋”货物，掀起全面开禁海上贸易之风，使传统的“重本抑末，贵农贱商”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变化。

通过对明代嘉靖、隆庆交替之际的三位巡抚谭伦、汪道昆、涂泽民的执政理念、人文思想的钩沉爬梳，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阳明学的影子，这无疑是月港“隆庆开洋”背后的重要因素。

庙堂之上的阳明学人，或一大批接受阳明学影响的京官，成为朝议开放“海禁”的“开关派”，是月港“隆庆开洋”的坚定支持者。如阳明再传弟子徐阶，在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是隆庆“月港开关”派的支持者。又如阳明后学唐顺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向朝廷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市舶司，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海禁局面，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了组织保障。还有曾“请以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从祀文庙”的魏时亮，就是明确支持开放海禁的官员。“丙申，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请祀先臣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于孔庙。下部议。……丁亥，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言，辽东自罢海运，转饷甚艰。乞岁间一行之，则山东米粟、贸易两利。许之。”这足以说明给事中魏时亮既支持王阳明从祀文庙，也支持开放“海禁”。徐阶、唐顺之、魏时亮等一批深受阳明学影响的朝廷重臣对“开关派”的支持，是促进隆庆“月港开关”的一支重要力量。

04余论

月港“隆庆开洋”之后，到了万历年间，月港的海上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恰与阳明后学许孚远莅闽担任巡抚的时间重叠。许孚远在任期间，曾向朝廷奏疏陈言：“嘉靖之季，其祸蔓延，攻略诸省，荼毒生灵，致烦文武大帅，殚耗财力，日寻干戈，十有余年，而后克定。于是隆庆初年，前任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加。”许孚远用“海禁”时“民靡所措，渐生邪谋，遂改煽乱，贻祸他方”，与开禁后“饷足民安”“民生安乐”的事实说明了开放海禁、通商贸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莅闽履职的阳明后学不仅是月港“隆庆开洋”的推动者，也是月港贸易持续繁荣的坚定支持者。

月港“隆庆开洋”是明代中期漳州地区，乃至福建沿海地区最为重大的经济活动，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僵化思想的解放、社会基本社会价值观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确立。从思想文化领域去探析促使这些制度变革、思想解放、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内在原因，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同样，在月港繁荣发展的背景下，也促成了一个经济反哺文化繁荣发展的可喜现象。漳人张燮的《东西洋考》、杨一葵的《裔乘》等著述，都是反映那一时期的海洋文化的著作，但却未被漳州学人所重视，或者说没有被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视阈中去审视其文化价值。这也是值得今天漳州学人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从学风特征而言，漳州地区的学风在流衍过程中，呈现出由宗朱学为主要意识形态，向以“表朱里王”的宗王学转变，再到“朱王会通”的共融的特征，表明漳州地区拥有既坚守又开放的文化心灵。这与走向深邃的大航海时代，是极为契合的。从时代特征而言，漳州地区在明代中晚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无不呈现出极度繁荣之景象。以流衍不息的思想文化影响视角去探赜索隐，解密月港“隆庆开洋”这一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现象的深层次文化因素，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从思想文化视阈来阐释社会、经济问题的发展进路，犹如山间冬笋，静待春风来临，有待于有心人的挖掘阐释，于深潜中积蓄，于无声处听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