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岩，又名玉虚岩，位于现江西龙南市城北约3公里的桃江边。据学者研究，原始社会时期，可能便有人类于此活动。康熙《江西通志》记载：“玉石岩，在龙南县北五里，有石莹如白玉，山半有洞，广数十丈，旁有巨人迹。”迨至宋代，据说宋太宗曾对龙南赐书一百二十卷，“里人依岩建阁藏之”。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平定三浰之乱后回军赣州，途径龙南并在玉石岩“山半”之洞中留下了诗文题刻，其后玉石岩更成为地方士绅乐于游览寻访的去处。明万历年间，龙南知县王继孝“集宋元明诗文一卷，名《玉岩志》”。入清之后，玉石岩被列为龙南八景之一。本文要讨论的玉石岩王阳明及其僚属诗文碑刻，均位于玉石岩半山处的“玉虚洞”内。

玉虚洞内现存宋至民国游历此地的各地官绅诗文题刻44方。除因风化严重，年代无法辨识的7方题刻外，其余总计37方大体可辨。其中，宋刻3方，明刻25方，清刻4方，民国刻5方。在44方碑刻中，与王阳明相关的题刻20方。其中，王阳明及其僚属共计8人的诗文碑刻10方。分别是王阳明题刻2方；王阳明僚属赣州知府邢珣题刻2方，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题刻1方，赣州府通判文运题刻1方，赣州府推官危寿题刻1方，赣州卫指挥余恩题刻1方，龙南主簿方侃题刻1方，龙南教谕缪铭题刻1方。

王阳明及其僚属在玉石岩的题刻以诗为主，也有纪功碑和匾额。王阳明的2方碑刻，1方属纪功碑，即著名的《平浰头碑》,另1方则为5首诗，惯称《回军龙南道中短述诗五首》。王阳明僚属在玉石岩的碑刻，分别是赣州知府邢珣的2方题刻，1方属匾额，是他为玉石岩题名的“阳明小洞天”,另1方则为2首诗。其他6人中，杨璋诗3首，文运诗6首，危寿诗6首，余恩诗6首，方侃诗6首，缪铭诗6首。

王阳明《平浰头碑》现已破损严重，有重刻与上红漆痕迹，可辨识者仅60余字。幸赖该碑刻为诸多文献收录，故不难知其内容。它记录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春，王阳明平定广东三浰之乱的背景、初衷、过程以及主要随征僚属等信息，具有平乱纪功的性质。王阳明《回军龙南道中短述诗五首》,分别押“庚、皆、皆、鱼、庚”韵，诗末有款识“回军龙南道中小憩玉石岩用韵书此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识”字样，碑刻诗文与款识均为阳明手书行草，保存完好，辨识度高。

赣州知府邢珣“阳明小洞天”匾额，有“知府邢珣篆”款识，匾额篆书，款识楷书，有重新上金漆之迹，清晰可辨。邢珣诗2首均押“庚”韵，另外6位阳明僚属的诗文，杨璋的3首诗押了“庚、皆”两韵，另外5人即文运、危寿、余恩、方侃、缪铭，均有诗6首，亦多押“庚、皆、鱼”三韵，故此5人诗文碑刻，多有“用王都府韵”“用邢先生韵”“次都宪王公韵”“次堂尊邢公韵”“奉和都宪王公韵”“奉和府主邢公韵”等款识。由此可知，杨璋、文运、危寿、方侃、缪铭5人的诗文，当为唱和王阳明与邢珣之作。

上述7人的诗文碑刻，赣州府知府邢珣、赣州府通判文运、赣州府推官危寿、龙南主簿方侃4人的诗文碑刻保存完好，尚可完整辨识。尤其方侃的诗文碑刻，保存尤为完好，该诗刻位于玉石岩入口左侧上方，石质与方位俱佳，不易风化。另外3人即杨璋、赣州卫指挥余恩、龙南教谕缪铭等的诗刻碑文，均有不同程度的风化破损，少部分不可辨识。

玉石岩中王阳明及其僚属的这些诗文碑刻，随后为《龙南县志》《赣州府志》《江西通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王阳明全集》《赣石录》等诸多文献所收录。大多数读者和亲至玉石岩的参观者，更关注的是这些诗文碑刻的内容及形态，而对这些诗文碑刻的形成过程未曾置问。接下来，笔者试图就这一容易被忽视而又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即王阳明及其僚属诗文碑刻的形成过程作进一步探讨。

大多数玉石岩碑刻的参观者抑或利用者，都容易将王阳明的《平浰头碑》以及他的五首诗刻，误以为一次性创作的结果。然而，实际情况并如此。

有关《平浰头碑》的创作及镌刻，可从该碑内容明辨。碑文记：“(戊寅)三月丁未，回军……爰伐山石，用纪厥成。提督军务都御史王某书。”由此可见，该碑文当创作并刻石于王阳明平广东三浰之乱后，回军游览龙南玉石岩期间，时间大约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丁未(初八)之后的本月之内。阳明僚属邢珣玉石岩诗刻款识也印证了此点：“正德戊寅季春，平浰班师奉陪提督王公同游赋此。”时间指称明确，“正德戊寅季春”,即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

对于此次王阳明偕邢珣等僚属同游玉石岩，嘉靖《江西通志》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正德丁丑春，都御史王守仁平龙川浰寇班师回县，偕郡守邢珣同游，爱其胜，作《平南记》,刻于洞壁。扁为‘阳明小洞天’,邢守篆刻于门。”在嘉靖志的作者看来，王阳明与邢珣等僚属此次同游玉石岩，刻了《平南记》与“阳明小洞天”,并特别指出“阳明小洞天”为邢珣所篆刻。后者能得到至今尚存的玉石岩“阳明小洞天”碑刻款识“知府邢珣篆”字样的印证，具有很高可信度。当然，该记载在时间上有明显错误，即“正德丁丑春”当为“正德戊寅春”误。

实际上，在到访玉石岩之前，王阳明就曾以“阳明洞”命名其在浙江余姚、贵州龙场修习讲学之地。此次游历玉石岩，王阳明叹其“洞府人寰此最佳”,因“爱其胜”。但是，此时的玉石岩实际上早有其名。所以，王阳明在诗中又说：“行窝已许人先号，别洞何妨我借书。”然而，陪同游览的主要僚属赣州知府邢珣，自然深知王阳明的经历和雅兴，于是他强烈提议将玉石岩以阳明之号命名，所谓“为公高揭阳明扁”,并称“龙南山洞原无主，今日公来始著名”“风蹬偶因平浰至，石床不复许人争”,强调以阳明名号命名玉石岩的合法性和排他性。综上，《平浰头碑》和“阳明小洞天”应该刻石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王阳明初至玉石岩后及再至玉石岩前。

进入玉虚洞，位于对面最正中位置的一方碑刻，镌刻的是王阳明的五首诗。这五首诗刻无题头，有款识为“回军龙南道中小憩玉石岩用韵书此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识”,诗与款识均据王阳明手书所刻。五首诗合并刻石，加之如上款识，很容易给后人造成五首诗为一次性所作的误识。

明嘉靖十二年(1533),阳明弟子欧阳德、钱德洪、黄弘纲编纂刊刻其先师《阳明先生文录》(以下简称《文录》),收录了王阳明玉石岩碑刻五首诗。在该《文录》中，编纂者将这五首诗分成三部并分别命名。对应碑刻阳明诗一，《文录》命其名为《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对应碑刻阳明诗二、诗三、诗四，《文录》命其名为《因军龙南小憩玉石岩双洞绝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阳明别洞之号兼留此作三首》;对应碑刻阳明诗五，《文录》命其名为《再至阳明别洞和邢太守韵二首》。所不同的是，《文录》收录诗二首，而碑刻只刻了其中第一首，且有若干个字之差异。在《文录》编纂者看来，阳明玉石岩碑刻五首诗是分三次所作，分别是平三浰之乱后回军途经九连山、初至玉石岩以及再至玉石岩。欧阳德、黄弘纲是阳明入室弟子，尤其后者常伴其师左右。该《文录》编纂于阳明去世后五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后世收录阳明玉石岩五首诗的各种阳明文献，如《王文成公全书》《河东重刻阳明先生文录》《王阳明全集》等，均采纳了该《文录》的记述。

从玉石岩阳明五首诗刻的内容，也可推论当分三次所作。其诗一“百里妖氛一点清，万峰雷雨洗回兵”,描述的是王阳明平三浰功成班师回军的场景与心境。其时间当在“戊寅三月丁未”,即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初八之后。从三浰至九连山，大约一百里路程，行军约需三五天时间，这也是诗作一的时间下限，即在三月中旬前。其诗二、三、四首，都是借玉石岩之景而作，如诗二之“两窦高明行日月”、诗三之“洞府人寰此最佳”、诗四之“别洞何妨我借书”,反映的是王阳明初至玉石岩“徘徊不忍去”的情形。其时间，当在王阳明班师抵达龙南之后，且在王阳明从龙南返回赣州之前。据道光《龙南县志》记载：“三月奏凯，献俘于庙”,王阳明曾在龙南举行了献俘于庙的仪式。《虔台续志》则记：“(戊寅)十三年……戊午，班师奏捷”,戊午为十九日，即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十九日。王阳明《上大人书二》中称：“男自正月初四出征浰贼，三月半始得回军”。综上可知，王阳明从九连山抵达龙南后，有初至玉石岩之行。但阳明此次在龙南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三月十九日即从龙南再次启动返回赣州。而诗二、三、四当作于此前。

王阳明玉石岩碑刻诗五，在《文录》中为《再至阳明别洞和邢太守韵二首》之第一首。诗文之韵及内容印证其确属王阳明唱和其僚属赣州知府邢珣之作。《文录》对该诗的命名提示我们，此诗乃王阳明第二次到达玉石岩时所作。那么,王阳明何时再至玉石岩?前揭王阳明于三月十九日从龙南启程返回赣州。据王阳明《上大人书二》提供的信息，该家书写于四月十日，时在赣州。另据王阳明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初一日《添设和平县治疏》记：“近该本院亲剿浰贼，见今住军九连大山，往来浰头、和平等处，备阅山溪形势，讲求贼情民俗，深思善后之图，实有如各役所呈者。”又据《年谱一》:“七月，刻古本《大学》。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均讲聚不散。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可见，王阳明当在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六月间，在平定三浰之乱后，为图长治久安和创建和平县，再次深入广东、江西的九连山一带进行勘察调研，直到七月方才返回赣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龙南作为位于赣州与浰头、和平最近的县城，成为王阳明的重要驻足之地也在情理之中。道光《龙南县志》称王阳明“平浰回军，驻龙南数月”,似非夸大之词。正是在此期间，王阳明再至龙南玉石岩并创作诗第五。

行文至此，若再细品王阳明玉石岩五首诗的款识“回军龙南道中小憩玉石岩用韵书此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识”将不难发现，“回军龙南道中”“小憩玉石岩”“用韵”应该视作三个关键词来理解，王阳明实际上点明了这五首诗创作于不同时间地点。至于这五首诗的刻石时间，下文将要论及，则要晚至当年九月之后。

明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六月间，王阳明在赣州知府邢珣等人的陪同下，“再至玉石岩”。此时，《平浰头碑》与“阳明小洞天”已经镌刻在了玉虚洞中。《平浰头碑》是据王阳明手书所刻，“阳明小洞天”则是据邢珣手书所刻。前文已申论，邢珣是将玉石岩命名为“阳明小洞天”的主要推动者，当然也是上述两块碑刻落地的主持人。

赣州知府邢珣在玉石岩中的碑刻，除“阳明小洞天”外，还有诗刻2首。该诗刻末尾有“正德戊寅季春平浰班师奉陪提督王公同游赋此邢珣”等字样款识。款识内容显示出，这是邢珣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陪同王阳明第一次游览玉石岩时所作。为便于分析，兹引诗文如下：

山县东行十里程，天留此洞待先生。

重关秘秀烟霞合，一窦涵虚日月明。

风磴偶因平浰至，石床不复许人争。

为公高揭阳明扁，南徼东瓯万古名。

龙南山洞原无主，今日公来始著名。

绝顶容光开太极，中扃奇观遇阳明。

傅岩已验征求梦，郑谷难忘枕漱情。

欲纪南征磨石壁，为然公去雪山轻。

诗文内容表明，邢珣在极力阐述王阳明与玉石岩的天作之缘，进而主张要在此“为公高揭阳明扁”以及“欲纪南征磨石壁”。邢珣并未停留在诗文应酬上，而是落实在了行动中。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等到王阳明再至玉石岩时，《平浰头碑》、“阳明小洞天”已经刻石。当然，邢珣的这两首诗也已经刻石。将这两首诗一道刻石，更有利于表达对王阳明“再至玉石岩”的欢迎，也更有利于阳明先生悦纳“阳明小洞天”的命名。阳明“再至玉石岩”,目之所及，看到自己撰文并书的《平浰头碑》、属下邢珣提议命名的“阳明小洞天”以及带有认证如此命名合理合法性的两首诗作，在恰当的方位均已镌刻勒石，心生欢喜不难想见。于是，在邢珣的引导和提议下，王阳明用其勒石诗韵吟诗两首，是为玉石岩阳明诗第五之由来。

除了邢珣，玉石岩留有诗文碑刻的阳明僚属还有另外6人，分别是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赣州府通判文运、赣州府推官危寿、赣州卫指挥余恩、龙南主簿方侃、龙南教谕缪铭。此6人中，杨璋有诗3首，分别用了玉石岩阳明诗一、二、三之韵，为唱和阳明之诗而作。其余5人均有诗6首，前四首均用玉石岩阳明诗一、二、三、四之韵，乃唱和阳明诗而作；后二首均用玉石岩邢珣诗二首之韵，为唱和邢珣诗而作。玉石岩碑刻中，杨璋没有唱和邢珣的诗作，概因杨璋与邢珣均系四品官员，属平级同僚。而文运、危寿等另外5人则均为邢珣部属，他们分别和阳明诗4首、邢珣诗2首，折射出这是一场很讲政治的有组织活动。

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此6人的唱和之诗，到底创作于何时，又刻石于何时?

此6人之诗，是否为现场即兴唱和王、邢之作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阳明诗一与诗二、三、四，分先后两次所作，此6人中，至少龙南主簿方侃、教谕缪铭，在阳明作诗一时，他们应该身在龙南，不可能与阳明同行在“回军九连山”的途中。其次，6人的诗刻内容，也从不同角度隐约暴露出非即兴唱和之作。如推官危寿在《次都宪王公韵》的第二首诗中，有“忆昔从征广浰回”之句，此乃次阳明诗二所作。前文已申论，阳明诗二创作于其初至玉石岩，此时离阳明班师回军大约十天。如果危寿是现场即兴唱和之作，诗中用“忆昔”表述十天前之事，显然是欠妥当的。因此，只能说明危寿此诗，是在阳明作诗二之后较长一段时间所作。余恩诗文碑刻“正德戊寅年菊月之吉赣州卫指挥滁阳余恩”的款识，也有力地佐证了这点。被唱和的王阳明、邢珣之诗，创作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而余恩的唱和之诗则创作于“菊月”(九月),整整在其半年之后。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王阳明“再至玉石岩”时，邢珣再次提请阳明先生将其相关诗作镌刻勒石。应邢之请，王阳明随后选择了先前所作诗四首，以及再至玉石岩唱和邢诗一首，将这五首诗亲笔书写并加以款识，交由邢珣以付勒石。随后，邢珣开始组织唱和诗文之局。所以，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赣州府通判文运、赣州府推官危寿、赣州卫指挥余恩、龙南主簿方侃、龙南教谕缪铭等6人唱和王阳明、邢珣之诗，均非现场即兴之作，而是事后有组织的唱和之作。具体时间，当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六月间阳明再至玉石岩后。至于这些唱和之诗以及阳明五首诗的刻石时间，则当在同年九月之后。这批诗文刻石的工作量相比第一批刻石要大许多，耗时必定更长。因此，该工程交由龙南地方官落地的可能性更大。主其事者，应该是有诗刻在其中的时任龙南主簿方侃。这大概也是方侃诗刻在玉石岩中石质、方位俱佳，保存最为完好的重要原因。

细心的读者或者已注意到，在玉石岩阳明僚属的碑刻中，龙南主簿和教谕位列其中，作为县域最高长官的龙南县知县却缺席。稽诸史料，时任龙南知县卢凤、捕盗主簿周政、提备镇抚刘镗、千户洪恩，在正德十二年(1517)二月执行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组织的一场“围盗”战斗中，因“地当关隘，正可防遏；坐视前贼往来，略不出兵邀击”而遭到参劾；处理结果是，“量加督责，姑令戴罪提备，各自相机行事，勉图后功，以赎前罪”。康熙《龙南县志》显示，卢凤，清河人，由监生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至十四年(1519)任龙南知县。可见，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在龙南活动期间，龙南知县依然是卢凤，只不过戴罪在身。王阳明对卢凤在龙南的工作，应该是很不满意的。王阳明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在龙南举行“献俘于庙”的仪式中，发现其“庙祀弗处，教基弗妥”,批评指出“郡有司之咎、典教者之责”。同样戴罪在身的主簿周政，于正德十三年(1518)去任；同年，继任龙南主簿者正是方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玉石岩中为什么没有知县卢凤的诗文碑刻了。

在《平浰头碑》文末有记：“时纪功御史屠侨，监军副使杨璋，领兵守备郏文，知府邢珣、陈祥，推官危寿等凡二十有二人列其名于后。”在玉石岩有诗文碑刻的阳明僚属，显然远未涵盖此二十二位平三浰乱的有功人员。那么,为什么是邢珣、杨璋、文运、危寿、余恩、方侃、缪铭等7人，而没有22人中的其他人员?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二十日，王阳明上《浰头捷音疏》末尾，开列了10位希望朝廷给予“奖擢”的平乱有功之臣。他们依次是杨璋、郏文、陈祥、邢珣、季敩、危寿、余恩、姚玺、孟俊、舒富。作为岭北道兵备副使的杨璋，是在平三浰乱的军事行动中，仅次于王阳明的“副统帅”;其余9人虽官阶不一，但均担任了其中一哨的统兵。在这10人中，杨璋、邢珣、危寿、余恩等4人在玉石岩有诗文碑刻；另外郏文、陈祥、季敩、姚玺、孟俊、舒富等6人则无。郏文是南赣守备、陈祥是惠州府知府、季敩是南安府知府、姚玺是赣州卫指挥、孟俊是赣州卫千户、舒富是南康县县丞。也就是说，此6人既非邢珣的上司，也非邢珣部下。这一事实，既可进一步佐证玉石岩阳明僚属诗文碑刻的组局者是邢珣，也可进一步解释在玉石岩诗文碑刻唱和局的参与者中，为什么是上述7人，却没有追随阳明平三浰之乱的其他功臣。

龙南玉石岩王阳明及其僚属共有10方诗文碑刻。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上中旬，王阳明平广东三浰之乱班师回军途经龙南，在部属赣州知府邢珣等人陪同下，第一次游览玉石岩。阳明爱其胜景，作平三浰文，志于勒石纪功。邢珣洞悉王阳明的惯习与雅兴，赋诗提议以阳明名号命名玉石岩。同年五、六月间，王阳明为创建和平县，深入赣粤交界的九连山一带勘查调研。期间，在邢珣等人的陪同下再至玉石岩。这时的玉石岩中，由王阳明撰文并书的《平浰头碑》、邢珣提议并书的“阳明小洞天”以及旨在申辩如此命名合理合法性的邢珣诗文两首，均已镌刻勒石。雅兴之下，王阳明用邢珣刻石诗韵唱和两首。随后，应邢珣提请，王阳明将从“回军龙南道中”、初至“小憩玉石岩”、再至玉石岩“用(邢珣)韵”先后三次跨时约四月所作诗五首，汇集行书并加以款识，交由邢珣以备勒石。

此后，邢珣开始组织唱和阳明及自己诗文之局。平定三浰之乱的阳明副手、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邢珣部属赣州府通判文运、赣州府推官危寿、赣州卫指挥余恩、龙南主簿方侃、龙南教谕缪铭，成为该诗文唱和之局的受邀对象。杨璋在平三浰乱的军事行动中，实乃邢珣的上司，故其仅有3首唱和阳明之诗，而无唱和邢珣之作；另5位邢珣的部属，每人提供了6首诗，均整齐划一地唱和阳明诗4首，唱和邢珣诗2首，反映了该诗局的精心组织和严密的等级观念。此6人提供的唱和之诗共计33首，有的要晚至明正德十三年(1518)九月方才提供，这也是这批诗文刊刻于玉石岩的最早时间起点。这批诗文的刻石工程，主其事者应是新提任的龙南主簿方侃。

玉石岩王阳明及其僚属诗文碑刻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阳明平三浰乱后的行动轨迹、王阳明勒石纪功的惯习以及王阳明与其僚属在公务之余的文化互动；也折射出邢珣与王阳明及其同僚、下属的某种沟通与交谊方式。总之，追寻王阳明及其僚属诗文碑刻的形成过程，可触及这些诗文碑刻内容之外的历史内涵。龙南玉石岩王阳明及其僚属诗文碑刻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王阳明行经之地更广空间范围的类似阳明诗文碑刻，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行文至此，我们的认识或许可以稍进一步。碑刻作为史料之一种，在传统史学中，多被视作相较其他类型史料更具真实性的“第一手史料”,用以重建和解释历史过程，而对碑刻本身的形成过程往往关注不够。玉石岩王阳明及其僚属诗文碑刻的形成过程提示我们，碑刻本身并非透明，它的形成过程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我们不妨转换研究视角，将碑刻由历史研究的史料转换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势必大大拓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外延。

(作者李晓方，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教授；张志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