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金城（1989-），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宋史和区域史研究。主持和参与省市级课题多项，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太平洋学报》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本文原刊于《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王阳明与地域文化研究”专栏，感谢金城先生授权刊登。
摘 要：文明书院落成后，毛科延请被谪贬龙场驿的王阳明至书院讲学。这是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开端。席书任职贵州后，继续礼聘王阳明至书院讲学。在延请王阳明来贵讲学过程中，席书与王阳明通过书信互动，成为两人相识相知的契机。在聆听王阳明讲学后，席书的道德学问有了巨大转变，不仅在学术上深受阳明心学感染，而且政治上积极向朝廷举荐阳明担任要职。在此期间，席书与王阳明结成了知己和道友，成为阳明心学发展史上重要一员。
关键词：王阳明；席书；文明书院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县人。据《明史·席书传》载，弘治三年（1490）席书登进士第，初授山东郯城知县，期间劝谕百姓垦殖荒地，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百姓得以“生业渐拓”；同时，席书效仿保甲之法，加强县里治安管理，使治下“盗贼莫敢入境”，社会安定，政绩显著。后经朝廷考核，席书任职他处。正德四年（1509），席书升任贵州提学副使，当是时，王阳明被贬至龙场驿丞。在此期间，席书通过书信的方式诚挚地邀请王阳明莅贵阳文明书院讲学，这是阳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学界侧重席书在阳明学发展上的作用，对席书与王阳明之间的交往细节仅做简单陈述，忽略两人交往的互动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以文明书院为中心，结合王阳明相关史料，对席书与王阳明交游进行考察。
一、缘起：文明书院
元朝皇庆年间（1312—1313），教授何戊禄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创建文明书院，后书院废弃。明朝弘治十六年（1503），毛科任贵州按察司副使，当时贵阳教育较为落后，虽是“涵濡圣化之久”，但贵阳一直是处于人才不旺的窘境。毛科深感贵阳儒学不兴，同时寻求应对之策。因学校不立，贵阳学子无处求学，导致了学子“立志不确”，学问更是处于罔进不前的状态。毛科认为贵阳应以学校为务，通过兴建书院，延请名师的方式发展教育，振兴贵阳儒学。
明弘治十七年（1504），毛科规划筹建书院，勘察地址，选定在贵阳忠烈桥西的胡指挥废宅，并出资购置附近民宅，用以筹建书院。书院所需木料、砖石、人工费等全部来源于毛科捐献，皆不取于公，不劳于民。书院新建前大门、文会堂、颜乐、曾唯、思忧、孟辩、先圣庙、师文、学孔等屋舍、礼堂，为师生学习研讨提供场所。正德元年（1506）七月，完成竣工。书院落成后，毛科选拔“聪后幼生”和“儒学生员”200余人就学，礼聘“五经教读”6人，“分斋教诲”诸生，教学工作顺利进行。按《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载，毛科，字应奎，余姚人，成化十四年（1478）登进士第，按《嘉靖贵州通志》载，“毛宪副”即毛科，时任贵州按察司副使。
席书到任后继承毛科施行的教育方针，“择州县子弟入文明书院”。据《王文成公年纪》载，正德四年，席书修葺书院，为迎接阳明先生讲学做准备，“特葺书院，身率诸生，师事之。”席书净扫庭院，修补书院，等待王阳明莅临授课。嘉靖二十年（1541）时，文明书院有些屋舍出现损坏，时任贵州提学副使蒋信筹集资金，贵州宣慰使司安、宋两位宣慰使亦积极响应，捐献钱物，修葺书院设施。次年（1542），蒋信为进一步发扬阳明心学，新建正学书院及配套屋舍，与文明书院形成一左一右的书院格局。
二、相识：席书延聘王阳明的过程
明人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载（后省称“钱谱”），正德元年（1506）二月，王阳明谪贵州龙场驿驿丞，次年（1507），王阳明经过辗转多地，于冬季启程赴龙场驿。正德三年（1508）春，阳明至龙场后，始悟“格物致知”。正德四年（1509），阳明38岁，在贵阳文明书院“始悟‘知行合一’”。当是时，席书向阳明先生问“朱陆同异”，但阳明先生“不答而告以所悟”，席书疑惑不解离去，后前四次向阳明先生求解，席书“豁然大悟”，深深折服，于是席书“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席书在《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中言明，曾礼聘先生至贵阳文明书院，席书“以师后学”之事。钱谱中所载“贵阳书院”当系“文明书院”。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后省称“束谱”）引阳明诗《答毛拙庵见招书院》：“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其文中称正德三年毛科确聘阳明至文明书院讲学，然“观诗所言，知阳明并未应招往文明书院”。焦堃的《王阳明主教文明书院背景考述》在考察同诗后认为王阳明确实受到毛科邀请，与束谱观点保持一致。
但是，两者解读是有误的。实际上，席书在给王阳明第一封信中已经明确表明，王阳明接受毛科之邀请，并在文明书院短暂讲学。兹将原文抄录于下：
书启：切惟执事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兹谪贵阳，人文有光，遐土大庆。曩者，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后生咸失依仗。……即今省试已迫，愚意，欲候文车至止，处分就绪，乃议巡试
之期。
这是席书首次致书（为便于说明，称为《与王阳明书（一）》，其后书信按序号标出）阳明先生，通过对《与王阳明书（一）》的深度解读，可知席书前任“毛宪副”时，王阳明即曾莅贵讲学。席书信中回顾了昔日“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阳明先生“书院俯教”，旅居贵阳从事授课事宜，且业已培养了一批贵阳弟子，“承学各生方方仰有成”。但因毛科致仕回乡，阳明先生“遂还龙场”，书院学子“咸失依仗”。
席书至贵阳履职，完成交接手续后，全面主持贵阳教育政务等事宜。席书自认为以“凡材”掌贵阳“学柄”，实属才能有限，但受朝廷委派，深知“责任之重”，因此与有司官员商议，认为必须继续聘请王阳明执教书院，经过与有关官员商议，“商之二司，二司既同，白之三堂，三堂曰善”，席书在信中说明贵阳主官们都如他所想，希望王阳明能够继续执教讲学，请阳明指导贵阳学子举业，不仅可以像韩愈、柳宗元一样弘扬儒学，“振扬吾道之光”，还有助于大开“贵城文明”之举。
不久后，席书又给王阳明写了第二封信，在信中表达愿亲近高贤，渴望能够得到名师“亲炙”，希望阳明先生以“圣贤之学”，教授贵阳学子们“举业之学”。同时，席书表达了希冀贵州学子在阳明先生的教育下能够有所作为，“耳濡目染之久”，必能使贵州士人“风动于道德仁义之域”。原文转录如下：
自入遐方，久不奉接君子之论。二生来过，承高明不以书不可与言，手赐翰教，亹亹千余言。……且又不以书不可与居，许过省城勉就。……亦有一面未交，诵其文想起人，而千里神会者。书于执事，虽未承接下风，殆亦千里神会者乎？……昨领来教，使书畴昔所未泯者，若提酣惊寐，恍然若有觉者。执事先声所及已如此，而况得而亲炙乎？近时董诸士者，要不过属题命意，改破课文，锻字句以迎主司之意，裁新巧以快主司之目。……然贵南之士，安于土俗，诱以禄利，尚不乐从教以举业，复不能治。……执事早以文学进于道理，晚以道理发为文章。……悟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是执事一举而诸士两有所益矣。……昨据二生云，执事将以即月二十三日强就贵城。窃谓时近圣诞，倘一入城，闭门不出，于礼不可，步趋于群众之中，于势不能。且书欲于二十六七小试诸生，毕。择可与进者十馀人，以侍起居。可烦再踰旬日，候书遣人至彼，然后命驾何如？
《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万历黔记》卷三十九都收录了该封书信。通过上述材料解读可知，王阳明回信“千余言”，遣二弟子送到席书手上。在书信中王阳明表达了“许过省城勉就”，即接受聘请，愿意再次前去授课。席书在信件中与王阳明进行关于教育、学术的互动，席书言明贵阳教育落后的实情，贵阳士人受社会风气影响，既不热衷追求功名利禄，也不积极参加科举，“尚不乐从教以举业”。同时，席书在书信中也流露出对当前“举业之学”的批评，认为是举业“误天下之豪杰者”。目前科举考试中多数曲意逢迎之人，学子的答卷尽是“锻字句以迎主司之意，裁新巧以快主司之目”。面对这些实际情况，席书言辞恳切，希望王阳明能够执教书院，改变贵阳目前面临的现状。席书在信中赞誉了阳明先生已经是“名重中外”，在治学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和地位，对后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凡励志求学者即便远千里之外，也会“求从门下”，“侍箕笤”左右侍奉，听闻教诲。
如果说席书撰写第一封信的动力来源于素闻“文章气节”以及前任、同寅的推荐，那么，当他写作第二封信的时候，已经对这位在来信中反复申明“圣贤之学”的王阳明充满深深的敬佩，期待相逢之日。席书在信中请王阳明缓踰旬日，在其完成对诸生的学业检查后，将派遣人员去接应王阳明来贵，并专门选派10余人“以侍起居”，负责照料阳明先生的日常起居生活。
三、相知：席书与王阳明在讲学中的互动
王阳明莅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吸引了众多贵阳学子，同时对席书的道德学问产生深远影响。在《黔记》卷三九中记载了席书与阳明先生探究学术的场景，一旦席书案牍闲暇时，便去书院与阳明先生“论学”求教，贵阳学子百数人“环而观听”，阳明心学在贵阳逐渐得到传播。除了求教“朱陆同异之辨”外，席元山与阳明先生还有其他方面的学术交流，这在席书写给王阳明书信有明显体现，抄录原文如下：
《春王正月》稿，乃书戊午岁在淮时所为。昨听教及此，归阅遗稿，宛有暗合阳明之意。……始书私论《春秋》，……时无同志，尚虑或出意见，尤有不敢深自许者。兹幸有
一得之中，愿终教也。
王阳明已经在文明书院正式教学了，因而席书在听王阳明讲解《春秋》后，对王阳明道德学问的认识有一个较大转化，发现自己对《春秋》的解读和理解“暗合”阳明先生之意，认为“颇有不信传而信经，不信人而信心”。席书聆听王阳明《春秋》讲解后，内心极为喜悦，由衷表达了“愿终教也”的感叹。席书有感于对《春秋》研究中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又按《元山文选》卷五论，存有席书六篇论《春秋》之作，分别为《孔子作< 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夹谷前》、《夹谷后》、《获麟前》和《获麟后》，计七千余字，未见《春王正月》篇。然按诸篇内容，《孔子作< 春秋>》一文似即席书信中所言《春王正月》一文。《明史》载席书撰有《元山春秋论》，说明席书对《春秋》多有阐发，独立成书。笔者推论《元山文选》卷五论中只保存其中部分精华内容。席书次子席和在后记中亦言明，此期间受王阳明影响，席书对学术有新的感悟，遂有“在贵州与阳明王公讲学，有《定性续书》二卷，皆未脱稿。”
束谱中称席、王两人早在京师便是相识。笔者认为其说法有误，理由有二：一是据席书《与刘用熙书（一）》信札中称自己只是拜读过王阳明的文章，拜读过其文章，认为王阳明“以为工于文者，仅以文士属之。”席书在提学贵州之前王阳明印象是“仅以文士属之”，暗含席书与王阳明并未曾见过面。二是席书在与王阳明进行第一次书信交流后，已经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因而席书在《与王阳明书（二）》中称“一面未交”，但是通过拜读其文章，便会油然神交之感，“诵其文想起人，而千里神会者”，“虽未承接下风，殆亦千里神会者”，席书对王阳明有了新的认识，积极评价其学问“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席书抱着为贵阳寻求贤师的心情，两次致信阳明先生相谈礼聘书院授课事宜。迨至阳明先生正式执教时，席、王两人在书院进行论学后，席书深感阳明先生心学精妙，对席书而言，有“静中学他道而悟正学者”之感悟，在思想上形成智慧的碰撞与交汇。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称在文明书院时，席书受教于阳明先生，有“圣学复睹”之感。阳明先生《祭元山席尚书文》回忆起文明书院与席书论学的情景，感触很深，也表达了“受公之知实深”。由此可知，席书与阳明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成为知己和道友。学界已有定论，故不赘述。
四、后续：席书与王阳明的政治互动
自与王阳明相见论学后，席书增强对王阳明思想倾慕，两人一生亦师亦友之情也于此期间产生。此后两人多次通过书信进行政治、学术上互动，如：
前在湖中，奉书之时，不知太老先生值此大故。书时以便，归葬舍弟，缘是久稽奉慰。……江西之事，如日月皎然。……大略曰：“言官论列，臣不敢辩，兹惟大事，仰仗天威，臣实无功，乞免爵封，以息群议。”……近日谈孔孟者，为时大禁。圣明之世有此，可为叹息。《大学补传》，正以穷理字义，不能为格物之训，致起纷纷。今欲立为议论，以破他人之说，必先考详字义，清切义理，稳当后，可服人。正字训格，出于《尚书》。《孟子》既不足训，而文言学聚问辩，字语无关，乃可为格训乎？终篇率皆随口附人之言。《中庸》继志述事，概论孝道如此，下文以祭祀之礼，见武王周公继述之孝。今率意乱言，自谓破千古之疑，观此议论，敢望格致之门壁乎？可付一咲。据今佛老之书，尊其教，诵其言者，不闻刑律。而谈孔孟者，却为时禁。为执事计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已。曩者闻报，得侍同堂之末，自为三生之幸。今虽不能旦夕亲炙门下，尚获使问往来，幸惟莫吝教言下怀，不胜幸甚。
席书信中称“江西之事，如日月皎然”，指王阳明平宁王之乱。席书建议阳明先生要力辞封爵，以避免遭受小人攻讦，蒙受冤屈。《明世宗实录》载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按钱谱，王阳明首次疏辞在嘉靖元年正月，第二次疏辞在嘉靖元年七月（《实录》载十月），则席书此信当作于嘉靖元年七月前不久。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撰《寄席元山》中称“某不孝，延祸先子”，又赞席书“长才伟志”、“进德勇义”，特别是所著《鸣冤录》和《道山书院记》两书备受海内同志好评，“信道之笃，任道之劲”。此或为王阳明对席书《与王阳明书（五）》的复信。嘉靖三年（1524）三月，席书因议礼有功，自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擢为礼部尚书，入典机务。此期，席书曾向王阳明询问大礼事，但阳明先生“竟不答”。嘉靖四年（1525）二月，席书向皇帝举荐王阳明，认为王守仁不仅是“文武兼资”的大才，还是堪当将相的人选。席书认为阳明先生可以入阁秉枢机，协助天子“定乱济时”，但上不许。同年六月，席书再次向朝廷举荐王阳明，认为堪当大任之人，前有杨一清，后有王守仁，但是皇帝未允，无果。嘉靖五年（1526）十月，席书再上言举荐守丧期满的王阳明在朝任官，依旧无果席书屡次举荐王阳明，始终未被采纳，反受到诬告。
嘉靖六年（1527）二月初十日，席书卒于京，享年67岁，朝廷追赠太傅，谥“文襄”。席书逝世后，王阳明《祭元山席尚书文》文中称，席书心系朝廷，可称之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为国举才为之“进贤于国”；在学术上的成就为之“卓然定见”，“身心之学”。在祭文中，阳明先生表达了对席书赏识自己的感激之情，席书屡次向朝廷举荐自己，但朝廷不允，“终不能有济于时”的不快，阳明先生也“私怀惭愧”。足见王阳明和席书二人深刻的师友情谊。
综上所述，毛科兴建文明书院，大力发展贵阳教育，延请被谪贬龙场驿的王阳明至书院讲学。席书任职贵州后，继承毛科的教育方针，继续礼聘王阳明至书院讲学。王阳明文明书院讲学是居黔期间重要的学术活动，对贵阳教育产生深刻影响，为贵阳培养了众多有为学子，更为重要的是，使阳明学在贵阳得到很好传播。王阳明离黔以后，阳明心学薪火相传。嘉靖十三年（1534），王杏出任贵州巡按御史，深刻感受到王阳明讲学在社会和教育上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小街巷传唱“越音”，昔日阳明先生悟道的龙场，成为岁时贵州士人祭奠的场所，阳明心学深入贵州学子之心。此后，阳明学传人在贵州展开了讲学活动，培养心学弟子，在贵州形成了阳明学派分支——黔中王门，有助于促进了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起初，围绕着延聘王阳明执教文明书院一事，成为促成席书与王阳明相识相知的契机。王阳明莅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席书受教期间，在学术切磋过程中被阳明学术魅力折服，因而席书与王阳明结成了知己和道友，席书不仅在学术上深受阳明学感染，是阳明心学脉络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政治上积极向朝廷引荐阳明担任要职。总之，席书与王阳明既有思想上的火花，又有政治上的共同追求，两人在政治、学术上不停互动，是王学发展史上盛开的花。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