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命题：行重知轻。朱子学又强调知行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认识论、知识论先后关系来看，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朱子提出行为很重要。相比知识而讲，行为比知识更重要。所以他说“行重知轻”，就是一个人的行为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以前的知识、陈旧的知识，会有偏差、会有错误。知识的错误通过行为的实践和检验来加以纠正、来加以端正，并且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新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行为显得比知识更重要。那么这句命题对今天一般的人来讲，大家也都能够接受，这命题也很正确。因为我们知道，知识不能够永远保证它是永远正确的，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等等，有的时候，会通过实践发现知识有一些不对、错误的地方，可以加以重新地纠正，所以行为是很重要的，便提出了“行重知轻”。

第三个命题：知行相须。朱熹也是从实践这一角度，谈知与行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句很重要的命题“知行相须”。他非常喜欢举一个例子，知行是什么关系，就像鸟之双翼，如果失去一个翅膀，鸟的飞行会失去平衡。再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走路，走路要两条腿，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循序渐进。所以知与行的关系就是彼此互相依赖的关系，这里的“相须”的“须”，就是依赖的关系。在知与行之间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可以只强调知不强调行，或者只强调行不强调知，这都是片面的强调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知跟行就像一个人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互相之间彼此是依赖的关系，所以这个命题实际上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朱子在有关于知行问题理论考察的时候，提出的这三大命题，应当说对于后来思想的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阳明学的时代，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学原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历史上儒家圣人所讲的圣人之道到底存在什么地方，它不是存在人的主体的外面，它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中都具备圣人之道。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这一命题，并且把知行合一的命题，在当时贵阳的一个书院中，在给学员讲课的时候，第一次明确提了出来。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许多的听众、学员等等都不能够了解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因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本身非常显然的跟朱子学所宣扬的、所提倡强调的知先行后这个命题合不一致。按照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这个命题，他主要反对朱子学的知先行后知，知识与行为是有先后，要先有知，然后才能做一件符合知识的事情。在阳明看来，这个命题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王阳明晚年在贵阳提出“知行合一”，他说这个学说的提出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社会效果，即“息邪说，正人心”这样一种社会效果。他说知行合一的提出，可以消除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不正确的学说观点，这就是“息邪说”。并由此可以来端正每个人的人心，他对于自己的知行合一命题的提出，自我的评价很高，也就是他非常的重视知行合一的命题。当然在1509年，在贵阳龙场悟道的第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的时候，在当时能够接受这个命题的学者，包括他的学生、门人在内，非常少。

一、知行本体

《传习录》是阳明心学一部非常著名的、流传后世的一本儒家经典，它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一共有三位门人弟子所记录，第一位就是徐爱。根据徐爱的记录，王阳明对于“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等命题，与徐爱之间有过非常详细地讨论。徐爱所记录的，现在我们只能够看到十四条，在《传习录》的上卷，在这十四条当中，第五条就集中了有关于知行合一的问题，王阳明与徐爱之间展开了两三个来回的一问一答。首先徐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法，没有办法领会，与其他的同门宗贤往复辩论，但讨论不出结果，然后向王阳明先生进行请教。王阳明问他们怎么来谈知行问题的，徐爱就说当今社会上的人都知道，见父应当孝，看到自己的兄长应当恭敬。然而在这个社会上就存在着大量的不孝、不悌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这就表明了心里面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应当做，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能够落实到行动上去做，就表明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情，它不是合一的，是分开来的,这是徐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徐爱当时提的问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比较符合一般人的常识。

王阳明对于徐爱的问题做了一番回答，这个回答比较长，我从当中挑一部分做一些介绍。王阳明针对徐爱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按照刚才这样一种说法来谈知与行的关系，就表明知与行在你的心中已经被私欲所割断了，已经不再是知行的本体了。知行本体是阳明心学中有关知行问题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体它并不是现在西方哲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按照宋明理学的术语，本体主要是指本来的状态、本来的样态、本来的面貌，或者本来应有的状态等等，这就是本体。阳明强调的知行本体到底是什么呢？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只是说按照徐爱刚才所讲的，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父亲应当孝，看到自己的兄长应当悌。但是在行为上不能够真正落实孝、悌，这已表明这个人的心里面有关于知行本体已经被私欲所割断了，已经丧失了知行本体了，已经不再是原来所有的这个知行本体。所以你做不到真正的孝、悌。

阳明又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句话也很重要，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解释，他说这个社会上没有或不存在只有知而不行的那种知，知而不行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未有知而不行。如果说知而不行，一个人就知道一件事情在做，比如见父应当孝的这样一个知，但是却不真正的去做到孝这样一个行为，那就证明这个人实际上只是未知，还没有真正的做到、真正的了解到的见父应当孝的这样一种知。这是对徐爱问题的一个正面批评，强调了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样一个事实。接下去他说古代自孔孟以来的圣贤，历来他们教人讲知行这两个字，正是要恢复那知行的本体。知行本体是什么？知行的本体本来应当是合一的本体，他举了一些经典当中的事例，《大学》这本经典当中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这个地方做一个省略。

《传习录》上卷的五条，与刚才是连续的。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比方说我们称呼、称赞某一个人是知孝、知悌。这个人知道怎么做叫孝，怎么做叫恭敬，必定是这个人曾经已经做过孝和悌，方可称他知孝、悌。不曾只是晓得这个人嘴巴上讲一些有关于孝悌道理的话，便会称赞这个人是一个孝子，是一个知道孝梯的人。阳明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是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的观点。阳明的看法认为，要知道、称赞、了解这个人是孝子的话，肯定是他曾经是做过孝的行为，才能够认同他是一个孝子，不能够依据他嘴上所讲的有关于孝的道理，哪怕讲得再好，讲得再天花乱坠，他在行为上从来没有做过孝的这样一种行为，也不能称赞他是一位孝子的。又比方说一个人知道疼，必定这个人自己已经疼了，方知道疼；一个人知道寒，必定这个人自己已经觉得寒冷了，方知道寒；一个人知道自己饥饿了，必定这个人自己已经知道饿了，所以他才有饥饿的这样一个感觉。由此就可以证明，知与行是分不开的。知与行是不能够分开的，必然是合一的，这就是知行的本体。这里又一次出现了知行本体这个概念，知行的本体是不曾被私欲所割断。所以古代以来历代的圣人，他们教给我们什么叫做行，就是这个意思。必要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的话只是未曾知。所以王阳明说，如今我苦苦跟大家说知行合一，阳明再三强调，知行本来就是合一的，它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知行的本体，这就是我的立言宗旨。如果你们不明白我立言的宗旨，把知行说成是一个也好，说成两个哪怕三个四个也好，一点用处都没有。就再三强调这样的观点

《传习录》第五条，徐爱跟王阳明的对话到此还没有结束。接下去徐爱又问了一个问题，他听了刚才阳明的一番话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追问。徐爱说，古人说知行做两个，把知与行说成是两个，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一边做知的功夫，另外一个方面做行的功夫，这样的功夫才有下落。那么徐爱这个问题，很显然是受朱子的知先行后说这个观点的影响。他认为古代的人在讲知行的时候，把知跟行分开来讲，讲两个是有好处的。是要求人把知与行分清楚，一方面去做知的功夫，比方说去看书学习等等，了解客观的一些知识，这个功夫也是很重要的。做完这个功夫之后，另外一个方面再做去做行的功夫，而这个行的功夫就是在实践的功夫过程当中，对于前面所做的知的功夫加以落实。古人在讲知行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他们讲的好像也很有道理，好像没有错。

对于徐爱的这个说法，王阳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王阳明说，这个说法失去了古人的宗旨，古人所讲的知行，他们的宗旨不是这样的，所以王阳明说自己曾经说过一个观点。接下去一共两段话，我们在讲阳明知行合一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这两段话，比方说前段时间在央视《典籍里的中国》，有王阳明这一档节目，里面讲到王阳明的时候，就提到了阳明的知行合一。节目主持人，在讲阳明知行合一的时候，就拿这句阳明的话作为非常重要的例子，来强调阳明所讲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我们常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样两句话。前面一句知是行的主意，知识是行为的主宰，起到引领的作用，行是知的功夫，行是知识落实的功夫，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是知是行为的开始，行为是知识的完成。所以知与行是始终存在的，不能够欠缺的，这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关系。

如果深入仔细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王阳明刚才所讲的这两句话，似乎也可以与知先行后说联系起来进行理解。也就是说朱子学所讲的知先行后说的时候，他也是强调知识是行为的主意，是行为的主导。知识是行为的主意，是行为的开始，这是朱子学所讲知先行后说的核心思想观点。现在王阳明在讲知行合一的时候，也说“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岂不是又回到了朱子学所讲的知先行后说的观点主张了，由此怎么反过来证明王阳明自己的知行合一呢？可能有些学员不能够理解阳明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两句话是可以跟知行合一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稍等一下再做探讨。

这个地方比较重要的是当阳明这样讲的时候，“知是行的主意”的“知”和“知是行之始”的“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涉及到有关于什么叫做“知”这个问题的了解，我们等会儿再来揭晓最终的答案。

阳明说“若会得时”，如果你对于我上面所讲的观点有所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他说如果了解古人所讲知行的宗旨，了解我刚才所讲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意思，只要说一个知，行已经在知的当中了；只要说一个行，知已经在行的当中了。这两者之间本来是统一的，是分不开，讲了这样一个观点。接下去他说古人为什么要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他说这是为了这个世间有那么一种人，往往会说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一件事情，全不解思维省察，这样一种人所做出来的行为叫做“冥行妄作”。社会上就有那么一种人，他们不学习，不了解什么叫做知，自己懵懵懂懂的按照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去做，全不做认真的思考、省察，这样一种人所做的行为，叫做“冥行”，叫做“妄作”，冥就在黑暗当中胡乱作为，“所以必要说个知，方才行得是”，这是一种人。另外还有一种与此相对，另外一种人叫做“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对于这样一些人有必要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这一句话应当不难理解，王阳明说社会上还有那么一种人，茫茫荡荡的悬在空中，整天就是在思考问题，不着实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做一件事情，总是在揣摩。对于这样一种人就是要告诉他们，要强调行为的重要性，这个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所以才一方面要说一个知，另外一方面要强调行的重要性。

徐爱与王阳明的对话还没有结束，王阳明对于知行关系又做一些展开，讨论和论述。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今天这个人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学讨论，去做知的功夫。今天我暂且跟大家讲习讨论怎么做知，但知得真了以后，完全把握了这个知识以后，方才去做行的功夫。有那么一种人往往会把知行分作两件。因此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像这样一种人，必定会导致一种叫做“终身不行”，这样一种严重的后果。由于“终身不行”，同时也会导致“终身不知”的严重后果。王阳明对于“终身不行”跟“终身不知”，在他看来，这是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非常严重的流弊，这种流弊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就是由于过于相信了知先行后说所带来的社会的弊病。并且王阳明接下去这样说，这不是一个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这个病痛不是一天两天或今天才开始有的。这个病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实际上按照阳明的看法，一个社会上所形成的所谓的病痛，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从宋代的程朱理学那个时候开始算起。自从他们提出的“知先行后”说以来，一直到阳明心学16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病痛，不是个小病痛。“知行合一”正是一副针对病痛的药，不是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来就是如此的。要知道知行本体的思想宗旨，即便说两个亦不妨，如果不了解知行本体的宗旨，把它说成是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所以阳明在这个地方再三强调，知行合一就是知行的本体。或反过来说知行本体本身就是指的知行是合一的。

关于知行本体的问题，王阳明还有一系列比较重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不是在《传习录》上卷，是在《传习录》上卷的其他地方，或者在《传习录》中卷或者是下卷。王阳明中晚期的时候，有关知行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在这个地方也在做一些介绍。刚才提到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事实上在《传习录》上卷的26条，阳明曾经又一次讲过这句话，这句话不是针对徐爱所讲的。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与上面王阳明对徐爱所讲的一句话完全一样，在这地方他又重复了这段话。再比方说在另外一个地方，王阳明说知和行这两个字在儒家的经典当中所出现，像“生知安行”等等出现当中，知行这两个字是用功上说的。如果要讲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强调，这段话非常的重要，不能忽视。谈阳明知行合一问题的时候，要记住这句话，阳明所讲的知行本体，它归根结底就是“良知良能”。知行本体就是“良知”两个字。我有篇文章就是谈知行合一问题的，文章的标题是《阳明良知学的知行合一说》。为什么取这个标题呢？就是要揭示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它是在良知学的意义上讲知行合一的。我这么说的理由根据就在于阳明讲知行合一是就知行合一本体的角度谈的。刚才所介绍的记录第五条讲，强调了知行本体。但是在《传习录》中卷第一百六十五条，出现了“知行本体即良知良能”这句非常重要的话，以前可能重视的不够。所以如果了解知行本体就是良知良能这句话，就会对阳明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有一个深切的理解，原来他所讲的知和行都离不开良知良能。如果硬要分开来讲的话，知就是指的良知，行指的就是能够做到实现良知的良能，行就是良能。所以这两者合起来知行本体就是良知良能，这是《传习录》第一百六十五条所出现的有关于知行本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

那么关于知行本体，关于知行这两个字，阳明又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工夫上补偏救弊说……”。在古人留下来的文献经典当中，因为谈到知行问题的时候，是就一个工夫上讲的，从什么样的工夫上讲？从“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知行问题的。一个人在讲知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光从语言文字上去窥测，牵制支离，越说越糊涂，叫“转说转糊涂”，这一点“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这个地方王阳明在强调知行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一对概念，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指一个工夫，强调了知和行都是一个工夫上的问题。同样在《答友人问》这篇书献当中，王阳明又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知行这两个字说的是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必须要“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知和行的问题落在文字上是两个字，但是它事实上所指的是一个工夫，是一个工夫过程当中必须要著此这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

阳明讲知行合一，知指的就是良知，指的就是有良知存在的良知。知行合一当中的行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良知的落实、良知的实践。用阳明心学的术语来讲，行就是致良知，就是对我们本性当中所存在的良知的扩充推展、实现，这就是行。所以当阳明讲知行合一的时候，他所讲的知不是单纯的一般经验论、知识论意义上的知道1加1等于2这样一种简单的经验知识的知，这里的知它主要的是指存在我们心当中能对是非善恶作出明确判断的良知，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这样一种知。而行就是指对于知道一件事情应当做，立即落实在行为上面，这样一种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这就是知行合一。

二、圣门之教 

根据记录在《传习录》下卷二百二十六条，有门人又问知行合一的问题，阳明做了一番回答：强调知行合一是我的立言宗旨，千万要了解。有人做学问，只因为把知行分做两件去做，所以一旦有一个念头发动之后，虽然知道这个念是不善的，但只要这个念头的发动，未曾落实在行为上面，没有去做，于是就不加以禁止，哪怕这个念头是不善的。因为它没有落实在行为上，它不会造成任何的后果，所以我就不去禁止不善的念头。我如今要说知行合一，正是为了要人晓得一个道理，就是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当一个人的念头一旦发动之后，就意味着行为已经发生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句话非常有名，如果对阳明心学稍微有了解，大家都听说过，而且这句话也是比较难解的一句话。为什么说人的念头一旦发动之后，就意味着行为已经开始了？王阳明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而且必须要做到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的念头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整段话的内容是：首先王阳明说，你要问我什么叫做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我的立言宗旨。然后展开来说，今天有一种人做学问，把知行分做两件，因此一念发动之后，哪怕这个念是不善的，但只要没有去做真正的不善的念，就不去加以禁止。所以今天要说一个知行合一，正是为了要能克服这样一种想法，要让大家晓得一念发动之后，就意味着行为已经开始，发动之后这个念是不好的一种念头，就要加以克制，使那不善的念头消除干净，不让它潜伏在心中，这就是我的立言宗旨，也就是我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

什么叫做“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句话为什么成立？如何成立？它的意思识到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一念发动之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念已经落实在行为上了。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想要随地吐痰，喉咙觉得不舒服。但是他知道，随地吐痰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于是就把这个行为给克制住了，没有去做，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解除喉咙痒、疼等等不舒服，或者用纸张、手帕的方法来解决喉咙有痰的问题。但是他想随地吐痰这个事，刚才虽然一念有闪动，但是并没有去做，因为他意识到随地吐痰是不好的一种行为，就把它克制了下来。但并不意味着随地吐痰的行为已经发生了。一般来讲，一念发动就并不意味着随着这个念头的行为已经发生了，但王阳明他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这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因为当你一念发动想要随地吐痰，一个不善、不好的念头发动了，但你没有去随地吐痰，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在你一念发动的同时，有一个良知也已经启动了，有一个良知在你的心中启动之后它告诉你，随地吐痰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不正确，因此有必要将它加以克制。而启动了这个良知，对于这个不善念头加以克制，这就意味着行为已经发生了，这个就是致良知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因此对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这句话，要善加领会。如果领会了这段话，就会意识到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奥妙之所在，或者是它的深意之所在。他要求我们在一个人哪怕是非常细微的一念闪动的一个瞬间，也要时刻注意有良知的启动。随着良知的启动，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并且随着这个良知启动来引导我们正确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这个人能够真正做到王阳明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了。

关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这段话有另外一个版本，它的记录有一点不同。这个版本是在通行本的王阳明学习当中没有，在另外的王阳明先生的《遗言录》当中所发现的一个记录，最近我们发现了不少阳明先生的一些遗文、文献。文献当中有关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这样记录的，我在这地方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文本的记录后来被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改动了，变成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但事实上原来的版本不是这样的，根据阳明先生《遗言录》文本当中的记录，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原文是这样的。我们对照一下《传习录》下卷第二百二十六条记录的是“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这个地方它多了三个字，“便是知”三个字，后面是“亦便是行”。如果我们所发现的阳明先生《遗言录》当中记录是一个原始的记录，这段记录是确切的，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阳明所讲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有一定的理解上的帮助。原来王阳明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一念闪动之后，就有一个知同时也启动了，就“便是知”这个“知”的意思。而这个一念启动之后，于是也就产生了这个行为，就是致良知这个行为。所以如果“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这句话是比较完整的，阐发知行合一这个命题的一句话，那么对于我们了解知行合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我那篇以前发表的文章就是围绕着这句话为核心来展开的。

阳明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人的意识活动过程当中就有良知的存在，随着良知的启动，也就意味着我们行为就已经开始，要么去真正地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阳明先生《遗言录》当中也有一些记录，比方说，如人睡在床上，思量着去偷人的东西，此念动了，这样一个念头。他睡在床上说去偷人家的钱包、偷东西，念头一旦闪动之后，便是做贼。大家或许有疑问，在床上睡着，只是脑子里面在想着去偷东西，念头已经动了，但是没有去做。王阳明说这种情况已经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用良知去加以克制的话，虽然没有去偷人家的东西，但已经是一个贼了。这段话的记录在《传习录》下卷的二百二十六章当中没有看到，被删除掉了。接下去他还说，若还去偷，那个人只到半路转来，却也是贼。如果这个人他还想偷人家的东西，哪怕这个人走到半路上又转过来，他仍然也是贼。为什么呢？就是他想要去偷东西的这个念，如果不能够做到彻根彻底地铲除干净，还有那么一丝一毫潜伏在胸中的话，那么这个人还是贼。这么一个生动的比方，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被删除，在《传习录》下卷二百二十六章当中已看不到。

一个人哪怕只是一念闪动，在床上思量，想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即便没有去偷，但这个人也已经是一个小偷了，是个贼。怎么能够做到不是一个小偷呢？一定要做到把一念闪动，想去偷人家的东西的一个念头，铲除得干干净净，彻根彻底，使自己永远不会再重复出现这样一种偷人东西的念头，这才是做到了真正的彻根彻底地铲除干净了，这就是能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了。否则他仍然是知行割裂，仍然是一个贼。

知行合一的问题，讲到最后王阳明跟他的弟子用了一句话，用“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一句话来反复强调，这就是我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可谓是苦口婆心。阳明的这一句话虽然理论上有点难解，但是对于我们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为什么知行合一是阳明的立言宗旨，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阳明心学当中的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同时又是孔孟以来的圣门之教。而这样一个圣门之教，又与阳明心学当中的“心即理”的心学理论，有密切的重要关联。阳明心学是由三大命题所构成的一套体系，1508年，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时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于是提出了“心即理”这个命题。1508年，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是王阳明心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命题。王阳明49岁时，晚年提出的“致良知”学说。因此阳明心学的理论，如果从它的体系性来看，是由三大命题所构成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大命题互相之间有理论上的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阳明心学就三大命题所构成的一套理论的系统，三大命题彼此之间、互相之间是缺一不可、有密切的关系。“心即理”与“知行合一”有密切的关系，不妨来看一段阳明的语录。在《传习录》的中卷一百三十三条当中，阳明曾经这么说：“心，一而已”，每个人的心只有一个，一个心不能够有两个、三个、四个、无数个。心只能够是一，“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等等。他后面讲：“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仁也好，义也好，理也好，都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都跟我们每一人的本心是一个直接的统一。我们不能够在我们心的外面去求所谓的仁、所谓的义、所谓的理，因为心的外面没有理，心外也没有物，心外没有事，心外无物等等。这个是根据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命题所推出的一系列命题，这里就不展开详细讨论了。心外无理是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的一个必然结论，也是一个重要结论。

王阳明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就是说如果你承认理是在我心的外面，我要去求这个事物，你就到这个事物当中去求，不在我的心当中去求。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到心的外面去求理，这个就会必然导致知行割裂，知行被割裂为二。与此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求理于吾心，因为心就是理，理就在我们心当中，不能够离开心去求理，能够真正地做到求理于吾心的话，就是圣门合一之教。由此可以看得出心就是理，不能够到了心外面去求理，与“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是完全吻合的。是可以做一个统一的把握，是阳明心学有关于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命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

  再来谈一下圣门之教和“知行合一”、“致良知”命题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也谈得非常的多，这个地方我列了一些材料，可能有点繁琐。根据《传习录》中卷一百四十条当中的记录，阳明举了儒学当中的一些经典，像《周易》、《孟子》、《中庸》，还有《大学》等等这些经典当中的一些话，来谈知行合一的问题。我想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些介绍，关于温故知新、博学审问这些问题，王阳明曾经这样来谈知行合一问题，他说“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可以看出温故知新实际上不是把知跟行分成两段来加以理解的，不能够把它分开两个来讲。

“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这个地方王阳明在强调君子之学，就是儒家强调君子之学，是要强调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是致我们每一个人本性当中的良知，这段话非常的重要。阳明再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知行合一之功夫，实际上就是致其本心之良知的功夫。当阳明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是知行合一作为一个功夫，这个功夫正是指致良知这个功夫，所以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依据就是阳明的这段话“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心即理”、“致良知”实际上与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有密切的关系。

三、真知力行 

王阳明在讲知行问题的时，强调了一对概念，就是“真知”和“力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所讲的“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的一种经验、一种知识等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知，用他的话叫做“真知”。他所讲的行，穿衣吃饭这样一般的行是指“力行”。什么叫做“真知”和“力行”？王阳明在《答友人问》书信当中，有个人提问：“自来儒先皆以学问思辩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王阳明做了一个解答“此事吾已言之屡屡”，有关于知行合一的问题我已经讲了无数遍了。王阳明从正面做了一个解答，“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若著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当我们讲学问思辩，还是属于知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工夫，学问思辩也是一种工夫，也是一种行。因此不能够把学问思辩与笃行这个行把它分开来谈。

再来看第二段，也是与上面《答友人问》书信是连着的，王阳明强调一个观点，“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为的明觉精察的地方就是知，知的真切笃实之处，就是行。如果行而不能够做到精察明觉，那么这个行就会变成“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要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妄想，就是“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子的话，这里不多做介绍。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知也好，行也好，知行这两个字讲的只是一个工夫。所以这一段话，从“行之明觉精察处”一直到后面“元来只是一个工夫”，也是非常的重要。他跟一个友人在谈知行合一的时候，分别对于什么叫做知、什么叫做行，用两句话“明觉精察”和“真切笃实”这两句话，分别用两个形容词语来解答什么叫做知、什么叫做行。明觉精察之知就是良知，而真切笃实之行就是致良知。那为什么说行为当中有明觉精察处，“明觉精察”这四个字实际上是用来形容良知的，因为只有良知才能够谈得上明觉精察。什么叫做知之真切笃实呢？“真切笃实”际上指的就是致良知的行为，这个就是行。他用了明觉精察和真切笃实来分别定义知和行，并且再进一步的把知跟行说成是“元来只是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指的就是知行合一的工夫。接下来王阳明又有一段话，“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等等。接下去他又讲了一番话再三的强调“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这番道理。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里所讲的知就是“知天地之化育，心体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体亦原是如此”。提到了心体的高度，他所讲的知就是指的心之本体，就是指良知的本体。

“真知力行”在《传习录》中卷一百三十三条。他又谈到了真切笃实和明觉精察，但是这个地方是这样谈的，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工夫它怎么可以离开，它就是合一的一种工夫，“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阳明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始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知行本体就是这样，这里面出现了“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段话。这里所讲的真知到底是什么样的知呢？为什么在知的前面加一个真字呢？王阳明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提良知这个概念，事实上我们如果对于《传习录》这个文本，对阳明心学思想的整体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把握的话，不难推测到，真知这个概念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良知。真知就是良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知，就是良知。所以在这里的真知，就是为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讲的知，所以用了一个真知这个概念。阳明强调真知就是行，不行就不足谓之知。当这样讲的时候，良知必定会带来致良知这样一种行为。假设一个人不能够真正做到致良知的话，这个良知对这个人而言，就已经被遮蔽了，就已经消失不见，就已经不存在了，就已经不是真正的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就是真知这个概念，就是良知这个概念。根据我们对阳明心学初步的了解，根据他思想的一个形成过程、历程，他首先是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样一个心即理学说的提出。

在《传习录》上卷徐爱所记录的十四条当中的第八条，王阳明实际上已经讲到了良知这个问题。徐爱所记录的《传习录》上卷十四条，记录的年份是哪一年,《传习录》上卷的出版是1518年，但是它记录的年份跟过去考察《传习录》上卷十四条，徐爱所记录的年份应当是在1512年年底或1513年的年初，也就是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刚刚出来大概一年多一点时间，两年不到一点。也就是说徐爱所记录的《传习录》上卷的第八条，比较接近于龙场悟道这个年份，相隔大概三四年。第八条说“知是心之本体”，良知的知是心知本体，“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是在《传习录》上卷第八条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良知这两个字。而且把这个良知已经定位为心之本体。并且他说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在我们认为每一个人的本心当中，充分具足的这样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本心。由此可以证明，良知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在49岁之后阳明才悟出来。所以换句话说，王阳明在1509年之所以能提出知行合一这样一个命题，恰恰表明阳明在那个时候，他在心中有关于良知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假设王阳明对于良知问题完全没有一个了解的话，应当说他就不可能提出知行合一这样一个命题。

到了《传习录》的中卷和下卷，代表阳明晚年思想的记录，关于讲“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问题的时候，阳明有了更为完备的、完整的、系统的论述，像“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等等这些论述，应当说对于什么叫做致良知，什么叫做知行合一，致良知跟知行合一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王阳明讲得更为完整，更为充分，更为关注。

结语

对于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这个命题，它的理论意义应当怎么来进行评估？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提出，在阳明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不断地引发社会上的热烈议论与讨论，包括他的门人和弟子，有些人也提出了不少的质疑、批评。那么在他的朋友当中也有不少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甚至一些质疑。在阳明过世之后，阳明心学在明代不断地流行宣扬，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流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对于阳明心学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也涉及到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这个说法。

有两位学者对“知行合一”做出相似的评价，一位在明代中期晚阳明一辈，叫张岳，福建人。另外一位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也就王船山。他们两位对知行合一做了这样一个批评，认为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实际上“以知为行”，最终导致无视行的这样一种理论的后果。我觉得这个批评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张岳所做的批评的确触及到了阳明知行合一这个命题非常重要的实质性的一个概念，就是良知这个概念。而在知行合一这个命题当中，的确阳明是把知理解为是一个良知的概念，而这个良知也就意味着行为的开始。因此在张岳看来，知行合一实际上就是用良知来统领知和行，所以用知来取代行。清初的王夫之对于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说，同样也做了这样一些批评，认为阳明所讲的知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知识意义上的知，知行合一的命题的实质就是“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实际上跟张岳的批评是一致的，认为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当中过于强调了良知者，突出了其良知的重要性，始终是归于知这个概念的。这是明代中期张岳，还有清初的王夫之的批。

从一个方面这样去批评，也可以凸显出这些不赞同阳明心学的学者，他们对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理解，虽然有一些偏差，但是他们也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认为阳明心学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知是特指良知，强调了知的重要性，突出了知的重要性。当然他们这种批评另外一方面反映他们对阳明心学对行的强调，他们可能过于忽视、贬低了，这个我们就另做别论。

知行合一这个命题应当说它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阳明心学非常重要的思想智慧，告诉我们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是最终实现人的心里意向或动机中善的价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个道德行为如何来展现出意向当中的善，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一个人的知行过程当中，良知是贯穿于始终的。在知也好，行也好，在整一个过程当中始终是有一个良知的情况。在这意义上来讲，阳明所讲的知行问题是一个良知学意义上的实践问题，而不是知识论的问题，也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这是因为阳明心学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

文章内容来源于吴震教授予师资班授课内容录音整理文稿